核心提示：有數百名日本戰犯的筆供、口供和偵訊總結意見書等涉及日軍在佔領地區設立“慰安所”及強迫中國、朝鮮、今印度尼西亞婦女充當“慰安婦”，到慰安所摧殘婦女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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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新華網，作者：佚名，原題：《國家檔案局發佈《“慰安婦”——日軍性奴隸檔案選》第六集：中國司法機關審訊日本侵華戰犯形成的檔案》

　　國家檔案局20日在其官網發佈了《“慰安婦”－－日軍性奴隸檔案選》第六集：中國司法機關審訊日本侵華戰犯形成的檔案。

　　根據第六集的材料，在195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機關偵查處理日本戰犯而形成的偵訊檔案中，有數百名日本戰犯的筆供、口供和偵訊總結意見書等涉及日軍在佔領地區設立“慰安所”及強迫中國、朝鮮、今印度尼西亞婦女充當“慰安婦”，到慰安所摧殘婦女的內容。

　　材料包括九份筆供，均來自中央檔案館。

　　據稻葉績1954年11月17日筆供，他曾任日軍獨立混成第三旅團通信隊長。1945年3月5日，攻擊山西省繁峙縣某村時，“指揮部下5名，逮捕了在該村東北凹地裏避難的婦女10名，交給中隊本部。……從該村出發的時候，中隊長命令將為了設立中隊慰安所所逮捕的婦女中年齡在17歲到20歲的20名帶走。我為了使這些婦女不掉隊，即將全員用麻繩像串珠似的捆成二列，……因為走道太慢，將繩扣拴在馬鞍上，使馬跑帶著跑，結果是一個一個被拉倒，使不少的人受傷。”

　　據小野武次1954年7月－8月筆供，他曾任日軍佳木斯憲兵隊富錦分隊警務主任。1940年4月－1942年1月，1943年2月－12月，1945年1月－7月，在富錦縣等地，“對於侵略日本軍慰安所，我以監視監督之立場，將約30名朝鮮婦女（20歲至30歲左右）當作奴隸，剝奪她們的自由，公開地協助富錦侵略者們淩辱強姦，每星期對她們實施一次陰部檢查，將檢查之結果通知于侵略軍，對朝鮮婦女非僅剝奪其自由而且使她們由於性病而受到莫大之痛苦”。

　　據東一兵1954年6月26日筆供，他曾任日軍東寧憲兵隊伍長。1941年8月，于牡丹江省東寧縣，“奉關東軍司令部之命令，設置所謂‘軍慰安所’之際”，“掠奪中國人民之房屋（200平方公尺）作‘慰安所’，以朝鮮人民金某帶領之朝鮮人民婦女30名，強迫營業，作為盤踞該地日軍部隊軍人、軍雇傭人4000名之強姦對象、毆打暴行之對象，使被害者性病與負債加重。”

　　據竹內豐1954年11月筆供，他曾任日本陸軍醫院中尉軍醫。1936年12月，在黑龍江湯原，因竹內豐建議，警備司令部“叫縣公署強拉中國青年婦女30名”，“作為娼婦置於日本軍專用慰安所中”。“警備司令部派遣武裝兵力，以武力恫嚇強佔中國人之房30間，充當日本軍專用妓館”。

　　1938年1月，在黑龍江虎林市，因竹內豐建議，警備司令部“責縣公署強拉中國青年婦女25名”，“作為日本軍專用妓館”，並“派遣武裝兵力，以武力恫嚇強佔中國人民房25間，充當日本軍專用妓女館”。

　　據村山隼人1954年12月31日筆供，他曾任日軍獨立步兵十四旅團小隊長、中隊長，兼山西省陵川縣警備隊長。1944年9月，在陵川縣城內，部隊“設立日本軍慰安所，係對原有的慰安所，又攆了7間房子的居民，加以改造擴大的”。1944年10月24日，“我許可了在陵川縣城內的日本軍慰安所招7個中國婦女作為日本兵的慰安婦的事”，並在慰安所開張之日，對“1個15歲的少女，不管她的拒絕，強拉了推進房子裏強姦，此後又幹了兩次。”

　　據高澤健兒1954年7月10日筆供，他曾任日軍步兵聯隊隊副、大隊長。1939年7、8月間，在湖北省崇陽城南方某村莊，“為強姦朝鮮婦女，將警備隊盤踞區域的2戶房子由自治會呈交作慰安所之用。其後，遷移到本部屋內，婦女有五六名”。

　　1939年秋季，約1個月，警備崇陽城南方小村莊時，“強姦朝鮮婦女，其住處以慰安所的名目由自治會交出，我以下多數人都強姦了”。

　　1939年－1940年3月，在湖北省蒲圻城附近，“為強姦朝鮮婦女，在警備隊盤踞區域以慰安所的名目（五六名婦女，李經營的）使自治會供給民房。我及部下強姦了這些婦女”。

　　據古川勇一1954年7月20日筆供，1939年5月至1940年5月，他任廣東省南海縣偽縣政府行政顧問。1938年12月，日本憲兵隊“拉捕了居住在佛山市內，生活困苦的中國婦女約50數名，監禁于‘日軍士兵慰安所’進行輪姦，我居佛山後繼續看到設置的被害者”。

　　據渡邊雅夫1954年8月11日筆供，1942年5月至1944年3月，他任日軍第五九師團經理部軍需下士官期間，在泰安的星俱樂部“誘惑監禁了16歲至25歲左右的中國人民婦女約50名，是在濟南最高司令部的高級副官經營管理的，作為帝國主義軍隊的公開強姦而設立的，同時被監禁的婦女勿論在物資上、精神上、健康上都是遭受到在人間上最大的痛苦。”

　　濟南軍人會館“是濟南最高司令部的高級副官充當館長的，……收容了16歲至22歲左右的中國人民婦女約15名”。“1944年4月至1945年4月，……我是軍需曹長，……當時特別對軍人會館為了每月會計的檢查進行了支付，收入決算書的點檢，對經營上提出了意見，參加施行了對中國人民婦女的虐待或監禁。”

　　據廣瀨三郎1954年8月14日筆供，他曾任日軍第五九師團高級副官。1944年4月，他“在濟南後方設施的軍人會館、星俱樂部、飯店‘櫻’偕行社飯菜部及軍酒保的監督業務。星俱樂部是日本軍官兵專用的中國人妓館，其經營委託濟南中國妓館組合長負責”。“為使日本軍官兵能以很少的錢玩樂，而使約30名的妓女，1人每天要接待20名，多的時候，要接待30名的日本軍官兵。她們的年紀是17歲到20歲的年輕婦女，迫使她們成為侵略者的肉欲對象，由於過度疲勞患病者不少”。

　　1944年6月左右，“第12軍要求將妓女送到前線去”，故“派約30名朝鮮人妓女到危險的第一線即到鄭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