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由人民出版社主辦的《李一氓回憶錄》一書出版座談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全國政協原副主席李金華，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副局長閻曉宏，中聯部原部長錢李仁、朱良，文化部原部長王蒙以及等出席了座談會。會上談及"文武雙全"的李一氓，王蒙提到其時任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組長時，親自曾派周汝昌一行蘇聯的列寧格勒察古本《石頭記》，為《紅樓夢》研究做出了貢獻。

　　《李一氓回憶錄》是李一氓生前歷時八年親筆寫成，講述了作者親歷的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全過程。書中對南昌起義、上海地下工作、萬里長征、皖南事變等進行了細緻入微的刻畫，展現了許多生動的、不為人知的細節。書中也順帶提及了建國後的一些工作、生活情況，包括"文革"中的遭遇以及恢復工作後的許多往事。

　　李一氓的"朋友圈"：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魯迅、郭沫若……

　　"我出生在天府之國--四川彭縣。這個縣在唐宋時期叫'彭州'，不隸于成都，而是與蜀、漢各州等齊名，政區級別是很高的。"這是《李一氓回憶錄》第一句。李一氓，這個名字年輕人或許已不熟悉，其1925年加入中國共産黨，是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也是詩人和書法家。

　　而其經歷卻有相當"輝煌"的一筆，由著名黨史專家何方先，在《李一氓回憶錄》再版序中提到："他（李一氓）當過毛澤東的秘書和為統戰去見四川軍閥劉湘的特使；跟周恩來從北伐到上海、再到中央蘇區工作多年，還在長征前夕介紹郭沫若入黨；多年還在長征前夕共同介紹郭沫若入伐到上海、再到中央蘇區工作入黨；跟劉少奇和陳毅在蘇北工作過─個時期；和鄧小平也熟，長征時遵義會議期間還同住─屋，等等。"在書中，李一氓也一筆帶過其與林語堂、丁玲的私交。

　　會上，何方也提到李一氓是"一個脫離低級趣味的人，不攀領導、不挾名人以自重。"在書中他説："有─次我曾建議他把在上海從事文化工作時有關同迅"左聯"等的接觸寫詳細點，他也拒不採納。還説，同魯迅的來往是黨和魯迅的關係，非關個人的事；在文委，他只是打雜跑龍套，沒什麼好説的。"

　　王蒙：李一氓曾解決我的困惑 讓列藏本《紅樓夢》"回歸"意義重大

　　李一是前中顧委常委，曾任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組長十年，他在新時期全國的古籍人才培養及整理出版工作，以及他高達兩千三百餘冊的詞書收藏，還有他的書法造詣，都使他成為在文化界很有影響的黨內領導人。

　　中華書局黨委書記徐俊説："我曾在李老身邊做了一些工作，他給我的感覺就是文氣、博學、通達。"他提到李一氓對古籍出版整理的諸多貢獻，包括編輯出版浩瀚的《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全遼文》、《全元詩》、《全明詞》、《全清詞》、《臺灣府志》等重點項目，"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八十年代李老，派周汝昌等先生赴蘇聯考察'列藏本'《紅樓夢》。"

　　據説，清道光十二年（西曆1832年）由俄國傳教士帶回手抄本的《石頭記》。這個八十回的本子缺五、六兩回。這個本子流失海外約一百五十二年。1984年，國家啟動了古典圖籍整理編印的文化積累工程，李一氓挂帥，他決定派周汝昌、馮其庸、李侃等前去蘇聯列寧格勒考察那部古本《石頭記》，周汝昌先生對這個藏本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會上，對《紅樓夢》也非常有研究的王蒙，也提到"李一氓組織迎回的列藏本，對紅學研究意義重大。"其間，他也提到李一氓對其在文學上的鼓勵，"李一氓的小院，曾是我得到清晰指導和鼓勵的源泉。"

　　李一氓/人民出版社/2015-8 自序

　　我從１９２５年起參加革命，但在中國革命整個歷程中，是很平庸的，説不上有什麼成就和貢獻。作為一個知識分子，１９１９年的五四運動，開始引導我走向革命。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國共産黨，直接參加了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和南昌起義。

　　大革命的失敗，給中國革命事業帶來了很大的損失，也留下了慘痛的教訓。作為戰士中的一員，我幸好還能頂得住，沒有在失敗面前意志動搖，１９２８年到１９３２年，在上海做了五年的地下工作。這五年中，我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上，在意識形態方面得到一點認識。後來在江西蘇維埃運動中，經受了農村工作實踐的鍛鍊。這是中國革命的一個急風暴雨時期。今天想來，如果當時能直接參加前線的武裝鬥爭，對自身的鍛鍊可能更有益處，可惜把這個機會錯過了。而後是長征，這是中國革命武裝的一個偉大的戰略轉移。正如上面所説的那樣，這次也沒能直接參加前線的武裝鬥爭。長征是偉大的，但我只能説是長征倖存下來的一個戰士而已。“不到長城非好漢”。此後我就在長城內外的陜西、甘肅、寧夏三省的黃土高原上賓士了兩年。１９３６年的“雙十二”事變促進了抗日戰爭的到來，也使紅軍得到一個最大的戰略轉機。我就身不由己地來到山明水秀的皖南，參加新四軍的工作。可是１９４１年，發生了皖南事變，給我留下一個終身難忘的遺憾。還好，我又來到了抗日根據地蘇北淮海地區，竭盡了我的中年力氣，週旋敵後。抗日戰爭勝利了。我一直懷念那個地區對敵鬥爭的人民，跟我共同度過這場苦難的幹部和那麼一支英勇善戰的軍隊。

　　經過三年的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終於推翻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統一了全中國。全國人民都高呼“我們解放了！”，五星紅旗升起來了，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我自己歷來沒有寫日記的習慣。長征當中有一本日記，按天記下了晴雨、行軍里程，經過什麼省、什麼縣。曾根據它寫過一篇長征記事———《從金沙江到大渡河》。但是這個日記本子在皖南事變中埋在長滿茅草的山上了。後來擔任駐緬甸大使，寫過一個五年（１９５８—１９６２）之久的《駐緬日記》，在“文化大革命”當中燒掉了。但我的這個回憶錄，只記錄到１９４９年為止，即或那本日記沒有燒掉，對於我這個回憶錄也沒有什麼幫助。

　　同時，我又沒有做記錄的習慣，參加任何會議都不做記錄，因為第一怕不準確，第二怕丟掉。因此當我動筆的時候，沒有什麼親筆的記錄可供作回憶的具體依據。

　　近幾年來，許多同志對於從黨的創立到１９４９年全國解放這個時期的回憶著述很多，也出版了許多歷史文獻，已經使人目不暇接。但還有許多過去的文獻在革命過程中已大量喪失，某些歷史爭議一時也難以判斷。我這個涉及四十多年曆史的回憶記錄，也僅僅是我自己的回憶記錄；無非是我參加大革命、蘇維埃運動、抗日戰爭三個歷史時期，自己所能記憶的個人經歷的記錄。

　　原來自己並不想找這個麻煩，寫什麼回憶錄。首先是時間、地點這兩者，我現在記錄下來的，就很難説是準確的；有許多稍為涉及一點議論的地方也很難説是有道理的。特別是有些事情，作為歷史來講，應該由黨史學家去解決。我並不是黨史學家，我只能表達一種極為疏淺的、簡單的意見。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有一個專案小組，要我寫自傳，我奉命寫了，共一萬多字。“文化大革命”後，這個自傳退給我了。但經過黨內審閱之後，黨組織不知為什麼看上了它，據説抄了一個副本留在組織部門了。既然這樣，不如把它充實一下，讓它更有內容一些，更有歷史趣味一些。所以從１９８３年起，拖拖拉拉，字數雖然增了三十倍，時間卻費了八年之久。

　　在專案組要我寫自傳的時候，提了三個條件：第一，不準“醜表功”；第二，不準“攀領導”；第三，不準“安釘子”。既然是受審查寫的自傳，這個自傳自然就是“供詞”。供詞是供認你有什麼罪、你有什麼錯，當然不是要供你有什麼功、你有什麼勞。所以他的第一條不準，是有它的道理的。供詞是要作為判刑的依據的，假如你供的那些罪、那些錯，都跟領導牽連上（不是説已經是“資産階級當權派”的那些倒臺了的領導），就把你的罪、你的錯減輕了，或者説是淡化了。所以第二條不準，也是有它的道理的。所謂“安釘子”，大體上就是寫文章的一種手法，即“伏筆”。譬如供詞中有一句話，粗看起來並沒有多大意義，但卻可以在將來作為翻案的依據。他要把你的罪和錯定死，使你沒有改口的餘地。所以第三條不準，更是有它的道理了。這三個不準的條件，我在寫那個自傳式“供詞”的時候，大體上是照辦了的。因為我想過，我在黨內這幾十年來確無功勞可説，上依黨的方針政策，下靠群眾，自己原無什麼功勞。“醜表功”也好，“美表功”也好，都無可表之處。至於“攀領導”更説不上，我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黨員，我並不想挾某一位領導以自重。要是有什麼罪、什麼錯的話，我都願意自己承擔起來。至於“安釘子”，我有“釘子”就安，而且是明明白白地安上去的。沒有“釘子”我也沒有瞎安，以圖僥倖。

　　李一氓書法

　　妙得很，我的那個專案組的王組長，看了我的自傳以後，居然當我的面，大為表揚，説我這一萬多字的“供詞”確實沒有“醜表功”、沒有“攀領導”、沒有“安釘子”。對此我的印象很深，感覺到寫自傳應該承認有這麼三條原則。１９８３年我開始提筆寫回憶錄的時候，就認定這三條原則還是應該遵循的。雖然它不是供詞，誰也不能憑它來定罪，但總不能寫成一本自己誇耀自己的功勞簿。因此在寫作過程中，我時刻都注意到，作為一個誠實的共産黨人，應該老老實實的，做了什麼工作就寫什麼工作，犯過什麼錯誤就寫什麼錯誤。當然在字裏行間我決不會無緣無故地去攀哪一位領導。至於所謂“安釘子”，現在更説不上了，有什麼“釘子”好安呢？

　　這樣，１９８３年我就開始動筆了。第一章童年、學生時代，第二章大革命，第三章上海地下工作，第四章瑞金、蘇維埃運動，最後第十章過眼雲煙，這些篇章都是我自己動手的。寫得很慢，直到１９８５年才寫完。後來精力不濟，還要蒐求材料，就請李克同志協助，我口授，他筆錄。大概１９８６年補完大革命一章，也補完瑞金一章。１９８７年寫了第七章皖南，第八章淮海抗日根據地。１９８８年補完皖南一章，寫了第九章大連。１９８９年寫了第六章陜西、甘肅、寧夏。１９９０年寫了第五章長征，但《從金沙江到大渡河》一段，是早在１９３６年寫的，後來收進《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這樣全書就算寫完了。

　　１９８６年到１９８９年寫得比較集中的時間是利用暑假。１９８６年的暑假是在上海金山化工廠的賓館度過的，１９８７年到１９８９年的三個暑假是在北戴河度過的。其他的時間之所以不能集中，因為在這些年份內，我曾兩次出國，每年還要大大小小生點病，住一兩個月醫院。特別是時間間隔最長的有六十年，最短的也有四十年，回憶起來不容易。有時還得去翻閱些文獻、檔案資料和個人著作，或寫信給同志們問清情況，這樣來引起思路，訂正事實。最後還得通過一個邏輯思維的過程，才能形成互相照應的、有機的章節。這就佔據了比寫作還要多的時間。

　　因為有些同志在我寫的某些章節的特定時間內共同工作過，個別同志正在研究歷史上的某一課題，熟悉情況，所以我曾請胡立教、王輔一、李志光同志審閱過有關皖南事變的一章，請楊純、謝冰岩同志審閱過有關淮海抗日根據地的一章，請韓光同志審閱過有關大連的一章。至於全稿，我請何方和陳易同志審閱過。１９８９年又請王澤軍同志把全稿做過一次文字整理和體例統一。最後為鄭重起見，我把整理過的稿子請崔高維同志再以他做編審的學力和經驗，從頭到尾在文字上，在邏輯上，並盡可能地在歷史事實上，最後在行文體裁上，加以審訂。我感謝他們提出許多寶貴意見，形成現在這個規模。

　　當然全書的寫作責任要由我個人承擔。時過境遷，現在所能檢索出來的東西，不過是一面模糊的熒屏而已。

　　一九九〇年立秋，于北戴河

　　李一氓回憶錄

　　1961 年，任駐緬甸大使的李一氓（左一）陪同周恩來總理出席中國工業展覽會剪綵儀式。

　　上海地下工作（節選）

　　回到上海後，因為生活關係，由郭沫若提議並主持，在創造社由我和歐陽繼修（華漢，陽翰笙）去編一份三十二開的小雜誌《流沙》，刊名即是南昌起義部隊最後在潮汕失敗的那個地方的地名（屬廣東揭陽）。每月編輯費六十元，我和歐陽平分。

　　這半月刊，１９２８年３月１５日出第一期，４月１日出第二期，４月１５日出第三期，５月１日出第四期，為五一特刊，５月１５日出第五期，５月３０日出第六期。我用了兩個筆名，寫詩用Ｌ，寫雜感《遊擊》用氓，這是倣《布爾塞維克》上撒翁的《寸鐵》，寫短文章用一氓或李一氓，幾乎都是些馬克思主義啟蒙文字。其他的供稿者，據現有目錄當為：王獨清、黃藥眠、邱韻鐸、龔冰廬、華漢、成倣吾、許幸之、李鐵聲、朱鏡我、顧鳳城……。有幾個名字，今天已不能記憶為誰了，如谷音、振青、唐仁、Ｎ．Ｃ．、弱葦、啟介、鹿子……。第一期的第一篇為《前言》，署“同人”。這個《前言》今天看來是相當“左”的，但還不是“可怕”的。我們反對中國式的文人，什麼浪漫王子的歌者、發夢的預言家、憂時傷世的騷人等，自稱為新生活中的戰士、鬥爭中的走卒；我們反對風花雪月的小説、情人的戀歌，自稱為粗暴的叫喊；並且侈言春雷沒有節奏，狂風沒有音階，我們處在暴風驟雨的時代，因此應該是暴風驟雨的文學；而且確信“只有無産階級才最能知道他自己的生活，唯有受了科學洗禮的無産階級才最能有明確的意識”。就當時來説，這個《前言》，作為這本小雜誌的指導方針，恐怕太偉大了一點，但還是立得住腳的，意思是正確的。可惜由於當時的環境，國民黨的極端反動，這本小雜誌只出六期就夭折了。在辦這個小刊物的同時，章乃器，當時是上海一位銀行職員，亦辦了一個小刊物叫《新評論》，其有關階級鬥爭的言論，觀點實在模糊。如説：“第一是在中國歷史上，找不出階級鬥爭的痕跡。第二是我們需要階級鬥爭麼？不過鬥爭總先要識清誰是壓迫階級和誰是被壓迫階級。像中國的情形，説是資産階級對於無産階級的壓迫，或治者階級對於被治者階級的壓迫，都是不透徹的。因為鄉間的劣紳和城市間的幫匪，往往都是無産階級，他們不但壓迫無産階級，同時也壓迫資産階級，甚至還壓迫治者階級……”因此在《戰線》上，弱水作文加以批駁。在《流沙》上，我在一篇敘述馬克思學説的短文後，也捎了一句，勸他們“不妨去讀幾本社會科學入門書”。

　　《新評論》把這兩件事聯繫一起，寫了一封信給《戰線》和《流沙》，説我們批評態度不好，避開問題的實質。看來要求他們去懂馬克思主義是不行的，他們是當時上海少數資産階級職業青年知識分子，同國民黨沒有聯繫，用不著去同他們對立。我們分開來，由潘漢年代表《戰線》，答覆他們一信，“流沙同人”代表《流沙》答覆他一信，認為他們的來信有誠意，很好，不糾纏這些爭論，説這些爭論由弱水和李一氓他們分別答覆。一封公開信和兩封復信，同意由《新評論》刊出（見《新評論》一卷十期，１９２８年４月）。因此我在《流沙》第六期上，寫了一篇《我的答覆》。因《新評論》的信上，有“區區社會科學平凡人都能懂得”的話，所以我還是勸他們“不妨去讀幾本社會科學入門書籍”。至

　　于弱水是不是有答覆文章？弱水又是何人？現在也難於考證了。我們和《新評論》的論爭沒有繼續下去。這個刊物是個小三十二開本，章乃器個人署名的文章，每期都有兩三篇。它和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４４年在上海刊行的《新評論》，是兩回事，恐怕現在只有上海圖書館藏有幾本了。《流沙》，一本小雜誌，存在不過三個月，上邊也沒發表過什麼長篇大論。

　　因此，無論在當時和現在，它都沒有閃出什麼火花，可以影響當世，留給後人。不過它和我個人的生命，卻有這麼一瞬的牽連，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曾苦心地去翻閱這個小刊物，想斷章取義地從中找出一些攻擊我的文字罪過。現在我重溫少作，也沒有什麼可以後悔的。有幼稚的地方，但自認為這正是一個年輕的共産黨人的氣概。要自我欣賞的話，那些《遊擊》欄的雜文，那些涉及馬克思主義的短文，倒無所謂，而《太陽似的五月》、《春之奠》那幾首詩，還是有真情實感的。大革命失敗了，自己怎麼想的，自己應該走什麼道路，都多多少少反映在這份小刊物上。這三個月沒有白活。《流沙》是１９２８年６月停刊的，幾經醞釀，又從１９２８年１１月起，仍用創造社的名義，出版《日出旬刊》。這也是一個短命的刊物，只出了五期，到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１５日就停刊了。這個刊物是一張報紙的十六開大小，全部橫排。內容偏重於國際國內政治經濟情況，很少涉及文藝，沒有發表過一首詩。寫稿的人有沈起予、華漢、李初梨、李一氓、龔冰廬，其他有些署名已很難對上號，只有

　　沈綺雨當即沈起予。我又另用“孔德”的筆名，寫過幾篇短文，因為要用孔老二後代的名義和林語堂開個玩笑，所以用了這個帶孔姓的筆名。在《新思潮》第二、三合期上，也用這個筆名，寫過兩篇書評。《流沙》和《日出旬刊》之間有四個月的空白，這個旬刊是否仍由歐陽與我合編，是否仍向創造社拿編輯費，已不能記憶。旬刊僅出了不到兩個月，這些問題的是或否，也就沒有弄個一清二楚的必要了。

　　１９３０年４月至５月，我又負責編了一個小刊物《巴爾底山》。五十年之後，１９８０年４月，我寫過一短篇回憶錄《記巴爾底山》（見《一氓題跋》）。我在這小刊物上也寫了些短文，其筆路和在《流沙》上的《遊擊》差不多，刊物取名也類似。因此也就不再另行重述了。因為是巴爾底山（即Ｐａｒｔｉｓａｎ，遊擊隊之諧音），所以把撰稿人冠以“隊員”之名，有一個三十個隊員的名單，附在第一期末。即“現在就將基本的隊員，公佈如後：德謨、Ｎ．Ｃ．、致平、魯迅、黃棘、雪峰、志華、熔爐、漢年、端先、乃超、學濂、白莽、鬼鄰、嘉生、芮生、華漢、鏡我、靈菲、蓬子、侍桁、柔石、王泉、子民、Ｈ．Ｃ．、連柱、洛揚、伯年、黎平、東周”。我的筆名，沒有用先前用過的Ｌ、一氓，而是另用了“德謨”，即為我原名民治英譯漢，德謨克拉西之前兩字。還用了“鬼鄰”，因為我那時住在靜安寺路東頭赫德路（今常德路）的某裏某號，緊靠萬國公墓（今靜安公園），與洋鬼子為鄰。但此一筆名後來並未在他處用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