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李婷

　　在上海書展上，一批女性作家的新作引起了讀者們的關注。這批作品題材多元，生活細部體察和私人情感描摹都在更加開闊的歷史、文化、社會情境中勾勒完成。有學者認為，女性寫作從廚房到歷史，從家庭走向社會，標誌著越來越多的女性寫作步出閨閣。

　　女性寫作的三重變奏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女性寫作走過了一條艱難、曲折的道路。上世紀80年代，女性文學的性別特徵並不鮮明。正如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洪子誠所説：“80年代初，女作家並不以‘女性’群體的面目出現。在讀者和批評家看來，女作家的創作與男作家並無明顯差別。她們同樣參與了對‘傷痕’‘反思’‘尋根’等文學潮流的營造，一起被稱為‘朦朧詩人’或‘知青作家’。女作家的創作，並沒有刻意追求與‘女性’身份相適應的獨特性。”

　　到了上世紀90年代，女性文學開始偏離主流話語，“個人化寫作”“身體寫作”作為新異之物出現。一批女性作家以鮮明的性別意識，大膽袒露原本屬於禁忌的自我體驗。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董麗敏指出，最初這批作品是很受追捧的，但不久之後，讀者和評論家們發現，它們過於突出女性隱秘經驗和內心感受的書寫，而刻意剝離附加在其身上的社會、文化乃至道德的內涵，使女性寫作陷入了狹窄的天地。

　　進入21世紀，女性寫作出現了新的變奏，女作家們逐漸從“個人抒寫”走向社會現實。她們不僅看取生活的視野開闊、視點下沉，而且普遍關切喧囂現實背後人們的心理與精神境況，許多作品在人的心緒與時代情緒的探悉與把握上，更見深度與力度。以網路寫手起家的一批80後作家，具有開放性和人文情懷的寫作姿態也為女性寫作注入了新鮮的血液。

　　與大歷史緊密結合

　　本次亮相書展的大多數女作家作品，都與社會現實和大歷史緊密結合。比如，在城鎮化的進程中，鄉村正發生著巨大變化，這種巨變以及置身其中人們的情感，成為不少女作家關注的焦點。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通過丟棄弟弟、尋找弟弟這樣一個尋人的過程，由一樁看似極其個人化的家庭事件，逐漸抖露出有關當下鄉土社會看似合理實則悖理，看似正常實則異常，看似溫情其實絕情的種種複雜而混沌的景象。孫慧芬的《後上塘書》，由劉傑夫的敘述、冤魂的悲鳴和4封來信這3個視角的交替轉換，經由亦虛亦實，亦明亦暗的雜拌式敘事，不僅揭示出鄉村變異帶來的巨大震蕩，而且揭示出人們精神狀態的悸動與不安，以及身與心都處於懸空與漂移狀態的困境與窘態。遲子建的長篇《群山之巔》將筆鋒重投向北地的農村：一個叫龍盞的小鎮上，一群身世、性情迥異的小人物在群山之巔尋找各自命運出路的故事。這部作品，遲子建寫了5年，她説她想表達這樣的主題：每一個卑微的靈魂都有夢想，在紛繁蕪雜的世界尋求精彩。

　　王安憶的長篇《天香》雖然不是新作，但在書展上依然成為關注的焦點。在這部作品中，王安憶首次涉及明清題材，以清雅而富情趣的細膩語言，描繪了明代的一幅清明上河圖景，關注了時代變遷中的人物命運，同時試圖從源頭來梳理上海這個城市的文化來源。嚴歌苓的最新作品《床畔》雖然是愛情題材，講述了一位軍隊女護士和她護理的一位英雄鐵道兵以及一位軍醫之間的故事，但作家傳遞的是愛情背後關於信仰與信念、純粹與奉獻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