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沈建中編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9月版，198.00元。

　　尹大為 媒體人，上海

　　十年過得真快，到今年11月，施蟄存先生已故去十年了。施先生弟子沈建中正好編撰成煌煌126萬字的《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可説是對施先生一種深切的懷念。這兩厚冊書，像兩塊沉甸甸的磚頭，施先生活了近百歲，身經二十世紀各個重大歷史時期，確實，這麼厚才當得起他漫長的世紀人生。

　　《事錄》共1600多頁，一讀之下，比近年諸如梁啟超、黃永年等人的“年譜長編”、“編年事輯”，似乎要完備。作為弟子，作者的條件得天獨厚，可以親炙老人，拿到第一手材料。據作者後記稱寫了“整整十六年”，那應該在施先生生前已經動筆，最初應該得到過先生許多指點。同時，作者也下了苦功，以編年為體，不僅把施先生幾乎所有涉及身世經歷的文章、日記統統編入，還在流通不廣的雜誌上，鉤沉出多篇施先生早年用各色筆名撰寫的鴛鴦蝴蝶派風格的少作。施先生一生交遊廣泛，二十世紀幾乎所有知名的新文學作家都和他有過交往，作者查閱了如魯迅、周作人、茅盾、沈從文、鄭振鐸、戴望舒、朱光潛、朱自清、啟功、浦江清、劉吶鷗、呂叔湘、向達、季羨林、徐中玉、許傑等等，近百位與施先生有過交往的師友、學生已發表的日記、書信、年譜和回憶文章。特別難能可貴的是，他還蒐羅了一大批尚未公開發表的施先生往來書信和資料。近年施先生身後大量書信流散到京滬各大拍場以及舊書網站，圖錄介紹上所登大多並不完整，但作者耐心地一一將之錄成文字，有的首尾不全，有的時間模糊，他都在其後註明“市肆影件，所見不全，錄此待考”字樣，以存其真，極為珍貴。

　　此書堪稱迄今為止內容最為詳實的施蟄存“傳記”。雖書名標為“編年事錄”，其實是一種別樣的“傳記”。施蟄存幾乎是與二十世紀同齡的老人，文學涉獵面又極廣，與魯迅論戰等重大事件的評價眾説紛紜，要為之寫傳，實在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然而，作者治“傳”所選取的角度極為巧妙，只羅列，不評論，實錄當事人的相關文字，不加作者的個人評論，讓資料自己説話。比如1933年圍繞施蟄存向年輕人推薦《莊子》、《文選》而引發與魯迅的著名論戰，讓他倒了半輩子霉，作者用近二十頁的篇幅照實記錄了幾乎所有發表的往來文字，來龍去脈盡收眼底。除了收進魯迅和施蟄存一來一往近十次公開發表在《申報》、《大晚報》等處的文章片段，雙方和別人説到此事的多封信件，還蒐羅了茅盾、曹聚仁、陳子展等人十余篇助戰文章，更找到當時的小報如《出版消息》等等從第三方角度的評論，還原了當時整個文壇生態，讓讀者自己在對比中得出自己的結論。雖是羅列，但某些細節也別見作者取捨的苦心。如施蟄存在《〈莊子〉與〈文選〉》一文中在推薦書目旁“附加了一句注腳：‘為青年文學修養之助"(《事錄》第237頁)，這注腳提醒我們施先生的推薦有其劃定的範圍，之後雙方論戰、多人助戰似乎有擴大化之嫌。另外作者還他處列出郭沫若1941年發表的一段雜感，頗堪玩味：“我在日本初讀的時候，感覺著魯迅頗受莊子的影響，在最近的復讀上，這感覺又加深了一層。因為魯迅愛用莊子所獨有的詞彙，愛引莊子的話，愛取《莊子》書中的故事為題材而從事創作，在文辭上讚美過莊子，在思想上也不免有多少莊子的反映。”(《事錄》第473頁)郭是論戰的局外人，這段文字多少反映出旁觀者的評價。

　　全書雖是施先生的個人“傳記”，一個獨特的個案，但卻反映出一代文化人在一個世紀的風雲變幻中的艱難沉浮，翻閱之下，感慨良多。三十年代編輯《現代》風生水起，四十年代輾轉內地、躲避轟炸、顛沛流離，五十年代反右時“疏忽大意”鑄成大錯等等，這幾段尤為驚心動魄，耐人尋味。正如施先生説的：“我實在坐過一葉小舟在這許多慘絕人寰的亂灘中平安浮過。”(第1643頁)在風雲變幻之際，更突顯出施先生獨特的風骨，借用陳寅恪先生的一句名言就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施先生完全當得起。他之所以在三十年代編《現代》雜誌時聲名鵲起，可以從他為雜誌寫的“宣言”中看出他的堅持：“《現代》是普通的文學雜誌，不是狹義的同人刊物；又申明不預備造成任何一種文學上的思潮、主義或黨派，希望得到中國全體作家的協助，給全體的文學嗜好者一個合適的貢獻。”幾經磨難之後，到2000年他依然故我，他在接受臺灣作家採訪時説：“我認為文學不應該有人為的主流。中國的政治家規畫了寫實主義為主流，我們這些就是旁流、支流、逆流；既然説是要百家爭鳴，為什麼要人為劃分，讓一朵花來做主角？……我深知政治迫害在我們身上是沒有什麼辦法的。我一直深知政治歸政治，文學歸文學，我也不反對文學為政治服務，但是必須作家出諸自願。”(第1333頁)兩者放在一起讀，倒是可以讀出些別樣的滋味。

　　書中一些細節也頗為生動，讀了倒生出許多沉甸甸的悲涼。如1996年《文匯報筆會》五十週年約好採訪他，第二天人去了他又變卦了。他説：“我不知從何説起，我想從五七年的反‘右’説起，但又覺不太合適！……五七年反‘右’時，華師大內定的名單上本來沒有我，恰好，《文匯報》約我寫文章，就寫了，有人告訴我，現在正在抓右派，你還寫文章，這不是自投羅網嗎？當時我一聽嚇壞了，連夜打電話給《文匯報》撤稿，但報社回話説已經開印，撤不下來了。就這樣，我就隨著文章的問世，成了自己跳出來的右派分子。”(第1545頁)還有，五六十年代，他收藏的兩個版本的《金瓶梅》賣給舊書店，換錢買了雞蛋。還有，1936年施蟄存開始著手寫作長篇《銷金鍋》，“以南宋首都臨安為背景，寫當時的國計民生情況。正在累積史料，動手寫起來，想不到爆發了抗日戰爭。……如果沒有戰爭，我肯定會寫一個長篇。”(第328頁)

　　有一句話倒是可以可以概括他的一生，他説：“魯迅是從古碑走向革命，而我是從革命走向古碑。”“這是一個諷刺。”我突然翻到一頁，施先生編《現代》創刊號時才二十八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