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雲圖》中，有位滯銷書作家在一次酒會上，怒將曾寫書評批評他並且在酒會現場仍然諷刺他的書評人當場擊斃，這個情節會讓不少寫批評文章的作者心頭一凜：如果搞批評的都是這個下場，恐怕沒幾個人願意批評了。
想起這個電影片段，是因為看到《收穫》主編程永新宣佈罷看《文學報》的消息。為什麼罷看？因為《文學報》刊登了對王安憶、賈平凹、莫言的批評文章，程永新認為，《文學報》對莫言的批評使用了“文革”式的語言，感覺是“已經瘋掉的批評家要把有才華的作家逼瘋”。
程永新是以微博的形式表達對《文學報》的不滿的，但他的觀點似乎缺乏足夠的證據支援。罷看某種報刊，是個人選擇，無可非議，但有何理由認為批評者的語言是“文革”語言？“文革”對漢語的污染尚且需要漫長時間來清除，輕易將批評文字説成“文革”語言，本身似乎就有暴力定性的傾向。而“瘋掉的批評家要把有才華的作家逼瘋”的説法，實在是誇大了批評家的影響力，同時也小覷了作家的承受力。
現在是批評家最沒市場的年代，各個領域、各種勢力都在竭力“消滅”批評家，批評家在當下想要針對大多數事物展開批評，都要找角度、講技巧。“有話不能直説”，讓太多的批評家消極退場，取而代之的是表揚家。難得還有人願意為文學寫點批評文章，發表在一家文學媒體上，那些文章根本沒機會進入普通大眾的視野。因此，過激反應，或許是太在意批評本身，而非批評內容。
魯迅説過，“創作家大抵憎惡批評家的七嘴八舌”，但魯迅還是對批評家有客觀的認識，他把作家和批評家比作廚司和食客，食客可以對廚司的“菜”品頭論足，但廚司卻不能反過來要求食客掌勺一試身手。批評家的水準有高有低，但評判作品卻是他們的權利，身為作家不能因為批評家説了好話就引為知己，説了不中聽的就火冒三丈。有的作家會在小説裏“公報私仇”醜化批評家，有的作家被批評家罵急了也會披掛上陣寫文回應，這麼做都能理解，但唯一不能做的，就是要求批評家閉嘴，這只能暴露作家內心的脆弱和對作品的不自信。
允許批評家説話，天塌不下來。請放心，這個時代還真沒有幾位瘋了的批評家，也稀缺天才的作家，文學本就疲軟得一塌糊塗，文學江湖更是一片你好我好他也好，有那麼幾個人願意提點不同的意見，用尖刻的話刺痛一下作家，該好好珍惜才是。被批評的作家，願意親自上陣奮起回擊就反擊，不願受累説話就本著“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來對待批評吧，如果這點胸懷也沒有，只能説，我們的作家被吹捧給慣壞了。
文學批評很可能對作品造成誤判，但卻很少會對一位作家形成污衊。説一個廚子做菜不好吃是因為他長得難看，這是胡攪蠻纏式的批評；但批評一個廚子做菜難吃，這毫無問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報刊媒體上有關文學作品、文學思潮的筆戰不斷，這並沒有把天才作家逼瘋，反而“逼”出了諸多優秀作品。文學的繁榮必然伴隨著批評的繁榮，如若連批評都消失得無影無蹤，衡量文學自身斤兩就失去了標準。
《收穫》主編的這次微博表態，除了能吸引一點眼球外，于提升人們對文學的關注度毫無幫助。真想反駁，大可以拿起筆來與批評家對戰，這樣反倒可以幫助讀者認識到，作家的天才究竟體現在哪。
而反觀《文學報》總編輯陳歆耕的表現，也有點令人失望，他其實完全不必説“新批評”欄目“不代表本刊立場”，而應該力挺撰寫批評文章的作者。批評，需要勇氣，需要銳氣，同時也要有一點擔當，只有如此，“文學批評”這一快要消失的文體才有望再度活躍。
《收穫》主編批評《文學報》的這場“口水風波”的唯一好處是，製造了一個文化話題，給了大眾媒體關注文學批評的一個藉口。但如果“文學批評”這一文體要靠此類“口水戰”才能引起輿論的關注，那才是更大的悲哀，因為，真正值得文學界人士討論與反省的是——我們的文學批評是如何逐日減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