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的需要的角度看，農民工減少，倒可以視之為一種合理的回歸。事實上，一地經濟若能與當地勞動力數量間形成符合比例的對應關係，反而是向好的積極因素。

　　日前，人社部公佈了對10省500村勞動力轉移的監測數據。上半年，500村新增農民工29.4萬，同比增加0.3萬，僅增長1%。這也是該數據自2010年以來的連續第四次下滑。一如原人社部副部長楊志明年初的判斷：我國農民工不再“取之不盡”。

　　只是從數據來看，可能還無法充分感受到這種變化，但回顧近年來的招工情況，農民工逐年銳減的走勢更早的時候即已見端倪。無論是每年春季近乎週期性的“用工荒”，還是從技工荒到餐營服務員短缺的所涉行業範圍的擴大，都顯示出供不應求的現實。

　　這幾年，我們從不同傳媒途徑，不止一次地聽到“劉易斯拐點”，人口紅利殆盡等表述，而與這些表述同步或交織出現的，往往是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人數的變化。在這些視角下，農民工數量問題是人口結構問題，進而是一個産業問題，針對後者，需要考慮到如提高薪酬、勞動密集型産業的産業升級等問題。

　　這些考慮固然是必要的，畢竟，不少行業過去長達十年甚至數十年的佈局，都建立在農民工增量的基礎上，如今基礎發生了改變，必須及時地調整和應對。不過，也正是農民工“新常態”，讓勞動力移轉的問題回到了桌面上。

　　隨著用工荒的出現，關於農民工回流的溯源多了起來，一些農民工融入城市困難的“農民工問題”受到了重視。在這個過程中，子女教育問題、住房問題、醫療問題、身份認同等城市生活中可以想像的各類問題相繼進入討論。現在再來看這些問題，有很多依然是無解的，因為從本質上，他們是城鄉二元結構的産物，無法通過地方零星的單向扶持得到徹底解決。

　　那麼，刨去人口數量減少的客觀因素，如今的進城務工人數下降，和前述農民工問題之間是不是絕對相關呢？應當説，城市生活成本過高確實是一個重要因素，但“鄉”的變化、觀念的變化等因素，越來越成為農民工抉擇的主導。如果説過去背井離鄉進城務工，是不少農民迫不得已的生活選擇，那麼如今家鄉的變化，某種程度上給了他們另一個選擇的機會。産業佈局的轉移，讓一些人可以在熟悉的生活半徑找份工作、養家糊口，常年在外的空巢老人、空巢兒童問題，則讓此前在外打工的人回家的願望愈加強烈。權衡職業、收入、前景、家庭，返鄉回潮是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從人的需要的角度看，農民工減少，倒可以視之為一種合理的回歸。事實上，一地經濟若能與當地勞動力數量間形成符合比例的對應關係，反而是一種向好的積極因素，映襯出前期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現實。至於農民工減少帶來的産業調整，薪資提升等情況，不過是市場應對“用工荒”而作出的一個調整動作，而不至為之“用工慌”。本質上，農民工的流動變化分析，是二元經濟的一個結果，其後的用工荒及一些職業如服務業的農民工化，甚至農民工這個詞彙的産生，都未必是健康的現代社會的特徵。當下的調整，從更長遠來看，未必不是好事。（付小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