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5月高秉涵首次返鄉探親時，與故里長輩交談
高秉涵近照
小學畢業證書上的高秉涵
【冰點特稿】：葬我于故鄉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于右任《望大陸》
高秉涵瘦削的手臂中抱著一個泛著青白色光的骨灰壇。他站在村子的西頭，仔細地回憶骨灰主人生前的心願。
臨終前，那個在臺灣孤零零大半輩子的老兵囑咐高秉涵，一定要將自己的骨灰送回老家山東菏澤定陶縣，撒在“村西頭一華里處的一棵槐樹下”。
“那塊地就是我的。”老兵驕傲地説。
可是當高秉涵從臺灣來到這個小小的村莊時，卻發現根本找不到讓老兵念叨了一輩子的老槐樹。時間帶走了老兵的生命，也帶走了槐樹。最終，他只得在一群圍觀者懷疑的眼神中，打開骨灰壇，將白色的骨灰撒向一片玉米地，“老哥，你落葉歸根了，安息吧。”
44公斤的老人和57壇骨灰
在臺灣生活長達61年的菏澤人高秉涵清楚地知道，對那些大半生住在海島上的“外省人”來説，這條通往家鄉的路意味著什麼。
“沒有不想家的。”這幾乎是侯愛芝所能講出的最長的句子。這位80多歲的菏澤老人住在臺北，離家已有60多年了。從她臉上深深的皺紋和褐色的老年斑中，難以看出那段留在故鄉的青春。
她偏癱了，半邊身體不能動彈，語言能力也喪失了大半。她只能終日坐在一把木椅上。“想家。”老人有時會努力地擠出這兩個字，眼裏滲出渾濁的淚水。
另一位菏澤同鄉是一個83歲的老兵。他患上了老年癡呆症，無法出遠門，但兩岸通航後，卻總是念叨著要回老家看看。兒子用輪椅推著他來到機場，當看見即將啟程的老鄉們時，他像個孩子一樣興奮地叫起來：“回家了，我要回家了。”兒子推著他在機場轉了幾圈，又把他抱上了返回臺北的汽車。老人一直幸福地望著窗外，他真的以為自己就要踏上歸途。
高秉涵説，對於這些在臺灣生活了大半輩子的老人，回家，就是天大的事。正因為如此，他想盡一切辦法幫助同鄉們完成回家的夢想。而許多菏澤同鄉，也安心地將自己人生最後的希望交到他的手上。
他甚至成為一些同鄉戶籍卡上的緊急聯絡人。有好幾次，他被緊急叫到醫院，彌留的同鄉只有一個請求，讓他把自己的骨灰送回菏澤老家。“我説好，你放心。他們就吧嗒吧嗒地落淚，然後就走了。”高秉涵低聲回憶道。
去世的老鄉越來越多，高秉涵背負的囑託也越來越重。自從1992年他帶著第一壇同鄉的骨灰回到山東，至今，已有57壇。
對這個身高175釐米、體重卻只有44公斤的老人來説，這絕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這些骨灰壇由青白色大理石製成，每一個都重達10公斤。為了不出差錯，高秉涵一次最多只能往回帶4壇。每次臨近返鄉，他都要跑到花蓮、宜蘭等地的軍人公墓，將等待回鄉的骨灰壇接走。
一年夏天，他從臺北趕去花蓮的軍人公墓辦理骨灰遷移手續。沒料想，颱風來得突然，傾盆大雨從天而降，下山的橋被洪水攔腰衝斷，他抱著冰冷的骨灰壇躲在空無一人的墓地。雨下得大了，“渾身就像泡在水裏”。他發現附近為死去的“有錢軍人”修建的涼亭，便捧著骨灰壇在亭子裏蹲了一整夜，直到第二天才被直升機救出。
家人並不同意老人的行動，“沒有誰願意家裏擺著好幾壇外人的骨灰”。為此，他不得不將骨灰擺進地下室，而自己就睡在一旁，借此安慰子女，“有我陪著這些老哥，他們的鬼魂就算回來，也不會去找你們的”。
把骨灰從臺北帶回山東是個極其艱難的過程。這些被密封起來的骨灰壇，常常被誤認有“藏毒的嫌疑”，高秉涵必須通過繁瑣複雜的安檢程式。並且，因為害怕骨灰壇摔碎，他從來不敢托運。即便帶上飛機，他也只能小心地抱著，生怕空乘人員和周圍的乘客發現。
他曾經因為要照顧同行的另外一位老人，在海關遺失了一壇骨灰，也曾經因為沒拿穩，把骨灰壇摔碎。但是最終，他還是把這些骨灰送回了那些逝者們生前無法回到的故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