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實務上,臺灣的當局是一個完全無效的談判對象。要改變這種情況的唯一途徑,是設法表現出臺灣是有施行能力的當局。舍此之外,而只是一味要求大陸多讓一點利,更無法令人尊重。
討論政治和社會制度優劣的標準是該制度能否面對問題、能否解決問題,進而改善人民的生活。亞洲各國和地區發展的過程可作借鏡。如果是持“與人為善”的態度,在批評大陸的諸般不足時,可以提出可行的、更好的變更之道。逞口舌之快,無助於雙方關係的改善。
自1949年以來,大陸無一日不在面對美、俄的壓力,而大陸的民族立場和國家立場不變,即是大陸的原則性非常強。而臺灣已習慣於接受美國和日本的影響和支配。用“應付”美國和日本的經驗來面對大陸是不能持久的。
如戚嘉林17日在《中國時報》發表評論説,1950-1980年,大陸以舉國之力緊衣縮食艱苦奮鬥,從“一窮二白”的落後慘狀中,從無到有地建立起初步現代重工業體系,為後現代大規模經濟的發展建立發展條件。及後,鄧小平了解群眾期盼改變貧窮落後的心聲,實行改革開放,引領全國各族人民苦幹實幹,探索出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家治理道路,開創了中華民族振興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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