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星：臺灣政黨惡鬥影響兩岸關係

　　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院副教授陳星在《中國評論》月刊9月號發表專文《臺灣政黨互動與兩岸關係》，作者認為：長期以來臺灣政黨互動中已經形成了區隔重於融合的傳統，而且社會分歧的分佈狀態也支援雙峰對峙的政黨政治格局。所以臺灣社會的政黨區隔作為一種動員邊界會長期存在，所謂的“社會融合”也往往是為強化這種區隔服務的，例如民進黨所鼓吹的“臺灣命運共同體”，事實上是要求臺灣民眾統一思想對抗大陸，當然這其中也隱含著要求國民黨在政治訴求方面全面向民進黨靠攏的預設。“故而可以説，在目前的政治情勢及兩岸關係情勢下，除非兩岸關係或者臺灣政黨政治有重大的結構性改變，否則這種重區隔、輕融合的政黨政治生態短期內不可能消除，政黨惡鬥也會持續下去。”文章內容如下：

　　政黨政治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政黨之間的互動。一個社會的政黨互動模式往往決定了政黨政治的基本樣態。新的政黨勢力的興起一般會擠壓其他政黨的生存空間，從而引起連鎖反應，使其他政黨調整自己的政策以挽回頹勢，並力圖達到新的平衡。兩岸關係中政黨是兩岸互動的主要組織者和實施者，也是兩岸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政黨互動是兩岸互動中的重要內容，也是影響兩岸關係發展走向的重要因素。本文擬對島內兩個主要政黨國民黨與民進黨的互動關係進行描述，並對兩岸關係中的政黨互動對島內政黨互動模式的影響進行簡單分析。

　　　臺灣政黨的區隔與競爭

　　政黨之間的競爭往往以相互區隔為基礎，並以此劃定政治動員的邊界。不同的政黨通過與其他政黨的區隔取得特定選民群體的支援，以維持自己的生存與發展。臺灣社會兩個主要政黨之間的競爭大致也是按照這種方式展開，國民黨與民進黨之間的區隔成為政黨競爭的重要形式。 

　　從世界範圍內看，以不同階級和階層代言人形象出現成為政黨區隔的重要形式，這種情形在貧富差距懸殊並且社會矛盾激化的國家和地區往往較為明顯。不過在臺灣長期經濟發展過程中收入差距一直被控制在相對較小的水準上，所以臺灣社會階級分化及階級矛盾並不突出。2010年臺灣的吉尼系數為0.342，在全球範圍內仍處於相對較低的水準，也就是説貧富差距相對來説並不懸殊。一直以來臺灣社會的階級議題基本處於默默無聞的邊緣地帶，很少進入政治動員的視野。2010年前後階級議題開始成為臺灣社會政治動員的新議題，這些議題主要由民進黨提出，並和兩岸議題相聯結，主要目的在於將“貧富分化加劇”歸因于兩岸關係交流“圖利財團”。在這個意義上説所謂“階級議題”其實帶有炒作的成分，也可以認為在一定意義上説是一個假議題。事實上，在臺灣因為長期以來貧富懸殊問題並不突出，階級議題的動員效果並不明顯。

　　臺灣社會政黨區隔表現比較典型者是以族群身份進行區隔。族群身份區隔在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長期存在，主要表現為“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區隔。出現這種區隔的根源在於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外省人長期壟斷資源支配權，本省人長期處於受壓制的狀態，因而産生疏離感和排斥感。省籍族群區隔在臺灣政黨政治中長期存在，到民進黨執政時期發展到頂峰，由此衍生出的“愛臺灣VS不愛臺灣”的二元論述在臺灣大行其道，族群區隔演變成為政治動員的主要工具，撕裂了臺灣社會，也遭到了諸多詬病。民進黨下臺後，雖然仍有將族群區隔作為主要政治動員工具加以利用者，但是由於該議題帶來的負面影響太大，族群區隔已很難堂而皇之地公開擺上臺面。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族群區隔在臺灣政黨政治中已經不存在，在經歷了族群區隔的政治社會化過程以後，族群區隔已經成為政黨政治中根深蒂固的心理存在，現在民進黨的政治動員雖然捨棄了族群區隔之名，但是族群區隔的思維仍然隨處可見。

　　統“獨”認同的差異成為臺灣政黨區隔的另外一個重要符號。統“獨”區隔是兩岸關係問題在臺灣內部的反映，在政黨政治中雖然也有體現，但主要還是存在於普遍性的社會認知中。臺灣社會的兩個主要政黨在統“獨”立場上區隔並不是簡單據于“非統即獨”二元光譜的兩端。相比較而言民進黨的“臺獨”訴求較為明確，但是國民黨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則比較模糊和曖昧，馬英九提出的“不統、不獨、不武”就是一個典型個案。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國民黨傳統的兩岸訴求應該是“國家統一”，當年的“反攻大陸”訴求就是最為典型的表現。 

　　不過，在近年來國民黨“本土化”改革以及民進黨“主體性意識”訴求的壓力下，國民黨已經沒有了當年躍馬中原的豪氣，但在兩岸訴求上又必須與民進黨相區隔，兩岸政策就變得日益模糊和易變。所以現在臺灣島內政黨政治格局中就出現了民進黨“臺獨”訴求清晰但國民黨卻不敢清楚表達統一訴求的局面，國民黨的這種模糊性也是導致其在政黨競爭中不斷挨打的重要原因。

　　需要提及的是，臺灣島內政黨在競爭中形成的區隔界限並不是孤立的，諸多區隔界限往往具有很強的關聯性。民進黨的“臺獨”立場與“本土化”以及省籍族群符號有時是可以通用的，甚至可以彼此互相替代。在兩岸關係訴求中，所謂“臺灣前途由2300萬人決定”的訴求與“本土意識”及“主體性意識”訴求基本上就是硬幣的兩面；所謂的“階級議題”不過是省籍區隔的延伸和擴展，而且階級議題與兩岸議題也密切相關，在民進黨的階級訴求中，大陸一直是和國民黨聯結在一起的。在該黨的話語體系中，正是兩岸交流的快速發展以及兩岸合作的擴大，才使島內的階級分化不斷擴大。類似的邏輯在族群區隔中隨處可見，這裡不再贅述。

　　比較而言在設置政黨區隔界限方面民進黨較具主動性，臺灣政黨政治中一系列的區隔界限都是由民進黨提出並加以系統化，而國民黨在這方面則比較被動。易言之，在政治區隔的建構方面明顯民進黨處於攻勢的位置而國民黨處於守勢，而且是消極防守。這種局面的出現與臺灣社會發展變遷的軌跡有關，國民黨在臺灣政治變遷過程中逐漸由一個革命黨變成了選舉型政黨，但是在政黨訴求方面卻遲遲無法進行系統更新，統一的訴求在民進黨“臺獨”話語霸權的壓制下已經不敢再提，但又提不出新的願景和可以長期指導國民黨實踐活動的政治論述，因此在政黨訴求方面顯得消極和被動。

　　政黨區隔的界限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政治動員的界限，對於一個政黨來説，政黨區隔的設定主要考量的是其有效性，而不會考慮到其道德性，除非道德性影響到了有效性。也就是説，一個社會的政黨區隔設置的道德性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這個社會的政治文化以及對道德標準的認知所決定的。臺灣社會經常出現的“只問藍綠、不問是非”對民進黨不顧道德形象採取強力衝撞的政策其實是一種變相的鼓勵，同樣的道理，基本支援群眾的無條件支援也是當年民進黨進行族群區隔和撕裂性動員的主要動力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