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捏合”京津冀難點多 ：轉移訴求難吻合，地方財政各當家

　　柏可林 攝

　　柏可林 攝

　　編者按：

　　京津冀這盤棋已下了十餘年。無論是入局者，還是觀棋者，都討論了多種棋路，有首都經濟圈，有環渤海經濟圈，等等。想法很多，落子很少。

　　今年3月份，京津冀一體化的概念橫空出世，京津冀協同發展被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這盤棋再次迎來破局的契機。但問題是老問題：如何破局？又該如何落子？

　　帶著這個問題，《國際金融報》分派數路記者，連續兩個多星期，奔赴京津冀一體化的最前線，或是搬遷的企業，或是佈局的高層，或是思考的學者，或是執行的政府，本次一次推出的６篇稿件，將圍繞京津冀一體化的前世今生，以及運作中可能出現的種種阻礙，從宏觀、中觀、微觀不同角度，來分析到底需要怎樣的動力，京津冀地區才能真正“捏合”？

　　5月15日，北京沒有霧霾，石景山愈發蒼翠，但東南坡峰巒之間的首鋼紅樓，已經無人值守。陪伴紅樓的是一地紅銹，野綠橫生，還有不時傳來的刺耳金屬切割聲，和一輛輛拉著廢鋼、垃圾的運輸車在山下的公路上轟鳴而過。

　　紅樓賓館，以墻體紅色為名，但出名的並非紅色，而是這裡珍藏了首鋼最驕傲的回憶。作為首鋼對外接待服務的重要窗口，多少中央領導人、外國政要來此訪問，這棟樓裏的談笑點滴，甚至已經滲進了共和國的歷史。如今，在這裡談笑的都是卡車司機李成的工友們，他們已經在此為首鋼搬遷工作數年。

　　“估計還得一年半載才能拆卸完。”裝車間隙，李成點燃一根煙，指著滿地銹跡斑斑的鋼管説，“你看工程量有多大，不是一時半會兒能拆完、拉完的。”李成每天的任務就是把拆卸出來的鋼鐵運到首鋼在河北唐山曹妃甸的工廠，以便廢鋼回收利用，並把垃圾運到指定地點。

　　透過李成的香煙瀰漫，紅樓的褪色更加嚴重，鋼材銹色更加濃重，金屬切割聲更加刺耳，這一幕幾乎就成了京津冀一體化的具象詮釋：儘管離開者有些落寞，儘管各種聲音有些刺耳，但30多年改革，已經積累成一種慣性，一體化已經上路。

　　當然，上路並非已經成功。首鋼遷移，有一箭三雕之效：北京解決了污染源；首鋼實現了技術升級；河北收穫了曹妃甸。但“候鳥”式遷徙畢竟來自行政壓力，如何真正“捏合”京津冀，讓産業轉移自願成行？讓三地真正協同發展？

　　熱鬧與冷靜

　　僅從採訪難易程度看，就可看出鮮明的對比：河北多地政府很熱情，但北京、天津則相對低調得多。這一冷熱背後，説明京津冀的産業轉移還遠沒有形成“可協調的閉環”

　　離開沉默的首鋼舊廠，記者下一站前往河北廊坊。從北京南站坐高鐵到廊坊，只要20分鐘。記者打盹片刻，就到了廊坊火車站，感覺還沒有離開北京市。

　　在廊坊走訪期間，記者強烈地感受到，作為經濟發展相對落後的河北省，享受到京津冀一體化産業轉移的甜頭之後，對於京津冀一體化的熱情，有多麼強烈。

　　5月18日，2014廊坊國際經貿洽談會召開。這是迄今為止的廊坊歷屆洽談會中，規模最大的一次。由於規模空前，造成了嚴重的堵車現象，記者從廊坊火車站乘計程車至主會場廊坊國際會展中心，花了一個多小時，據計程車司機介紹，平時開車２０分鐘就到。

　　該次會議的主題十分明確：“協同發展、綠色崛起”。

　　“對於推動京津冀一體化和産業轉移，河北很積極主動。”河北省商務廳一位處長熱情地向《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在一體化方面，北京需要向外轉移過剩産能和擁擠市場，河北提供了很大空間。

　　河北省在5·18洽談會上首次發佈了承接京津功能疏解和産業轉移的40個重點平臺。曹妃甸就是上述平臺中的重要一個。此前不久，唐山市召開的京津冀協同發展會議上，曹妃甸被確定為唐山市對接京津的五大平臺之一，之後再被河北省確定為對接京津的40個重點平臺之一。

　　此次推出的40個平臺，上述處長解釋：“都是功能和産業定位十分明確的産業集群，是京津冀合作模式的創新。以前我們更多的是企業或項目的一對一對接，現在作為一個平臺對接轉移産業。而且北京、天津方面的産業轉移，我們都有對接，很多項目也正在接洽中。”

　　“同時，我們還會有後續計劃出臺，將進一步修訂、制定園區與産業發展規劃，實現與京津功能疏解和産業轉移的有效對接。”上述處長表示，“以園區為主體進行合作，可以增強京津功能疏解和産業轉移的承載能力。這40個重點平臺將成為河北省承接京津産業集群轉移的前沿‘陣地’”。

　　相對河北對京津冀一體化産業轉移的熱情，北京方面卻相對冷淡，天津也低調許多。

　　“天津與北京，乃至天津濱海新區與北京，多年來形成了經濟互補，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實際上增加了緊迫性和共識，更加凝聚在一起，靠攏戰略方向。一些央企，特別是不適合在北京的製造業，在這種大背景下有壓力，就要加速搬遷出來，那麼京津冀就可以在這種互動中找共贏的實現方式。”濱海新區經信委副主任曹建軍表示，對於具體的産業轉移與規劃，以及京津冀協同的下一步工作，“很系統，已有文件，不知道能不能對外，要參考宣傳部意見。”

　　轉移什麼

　　北京企業向外走，並非源於現在，而是30年來的一種“常態”。數字表明，北京工業佔GDP比重曾高達64%，如今工業已經被服務業取代，佔比高達78%。如此一來，北京該轉移什麼出去？

　　目前，河北已張開懷抱，熱烈地歡迎北京、天津企業前往投資設廠。

　　5月15日，位於北京豐台區的北京淩雲建材化工有限公司整體遷移至河北省邯鄲市，成為自2月26日習近平主席強調京津冀協同發展後，北京市首個外遷企業。目前，新生産線已經落成並進入調試階段。

　　對此，豐台區方面表示，這是一個“三贏”的項目。企業的搬遷，有利於豐臺將大片的産業用地進行騰籠換鳥，發展應急救援産業；助力邯鄲在完成産業轉型升級的同時，打造迴圈經濟；企業也可以充分利用豐臺和邯鄲兩地的資源優勢，完成技術升級和産能擴大。總體上實現了節能減排和産品更新換代。

　　“我想去河北投資養老産業，因為那兒有地，價格也相對便宜。”天津橋洲酒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安雅告訴記者，京津冀一體化讓她看到了企業發展的新機遇。

　　“北京養老産業設施不足，河北擁有大量的優質養老資源，現在河北淶水就與民政部門合作，建設養老基地，利用北京優良醫療資源，而河北當地土地較低價格、環境較好，雙方可以形成良好的養老産業間的互動與承接。”上述處長表示，河北與北京、天津的合作空間很大。

　　不過，在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趙弘看來，河北的這種大規模承接産業轉移的意願可能過高。

　　“很多人對北京不是很了解，原因就在於北京的結構調整，已經持續了30年之久，北京大量的工業企業基本上實現了外遷，現在能轉移的産業與企業十分少。”趙弘解釋，

　　北京過去曾經有六大工業基地：電子、機械、化工、冶金、紡織、石化，工業佔GDP比重曾高達64%，重工業佔工業的比重又高達64%，僅次於遼寧省這一佔比數值。例如朝陽區原來佔據四大工業基地，但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一直到本世紀前10年，北京工業結構一直在調整，如今朝陽區CBD地區就是當年工業最密集的區域。

　　“所以説，現在還想著北京有多少工業可以去調整、搬遷，就是一種幻覺。目前，北京的工業産值只佔它GDP比重的20%，服務業佔比高達78%，農業佔比達2%，並且北京的工業大部分是總部經濟形態，僅是統計意義上的工業，並沒有生産製造，無從轉移。”趙弘表示，北京現在有兩類工業，第一類是前30年結構調整當中由於各種原因沒有搬遷出去的一些“邊角”加工業，規模很小，數量很少；第二類就是近十年新建的一些高端製造業，是高新技術産業，正處於發展的黃金期，和北京的定位不矛盾，不可能往外搬遷。

　　趙弘總結，北京能搬遷的一是邊角工業，其中有些因為污染問題，搬遷沒有必要，將被淘汰，少數可能需要搬遷；二是可能搬遷出一些專業化市場，因為北京相對中低端的一些批發零售市場，發育過度。

　　“因為空間距離成本是正迴圈關係，距離越遠成本越高，從距離上來看，未來北京周邊能夠形成一些高端産業，這些孵化基地能夠把北京的高科技集中在周邊進行轉化。如果北京周邊有較好的高科技産業集群，就能夠把分散的佈局轉化為相對集中的若干個點，這助於完善北京的創業、高新技術産業發展的環境和鏈條，從而有利於把北京科技創新中心的功能做大做強，帶動周邊的發展。”趙弘認為，京津冀産業一體化，更重要的是注重“增量”，而不應該僅把目前盯著存量，只有這樣，京津冀合作才可能“避免霧裏看花”，避免對北京産業轉移不恰當、不切實際的估量。

　　“大家歡歡喜喜來，最後極有可能掃興而歸。”趙弘認為，河北那麼多城市和縣區都要做北京資源承接，必須要提前分析北京産業結構，這是承接可能性的基本前提，如果不做分析，結果很可能竹籃打水一場空。如果河北承接産業轉移達不到預期，其前期的40個平臺投資，有可能存在嚴重的投資浪費。

　　對撞的訴求

　　京津冀的打算各不一樣。北京想轉移人口壓力以及批發市場等勞動密集型産業，河北想吸收批發市場，並且還想要發展高端産業，天津只想要金融、科技、網際網路等高大上的産業。於是，矛盾就開始了。

　　“熱臉貼在冷屁股上了。”一位研究京津冀一體化的研究員如是概括當前的京津冀一體化産業轉移的形勢。這種描述或許不準確，卻多少反映了京津冀三地對於一體化的利益與訴求並不相同。

　　説穿了，京津冀三地對於一體化背後的利益，有各自的想法，所以在態度冷熱上，表現不盡相同。

　　“北京不要的污染企業，我們河北當然也不要。”上述河北省商務廳的處長説得很直白。

　　上述處長表示，三地政府之間對一體化的認識程度，決定了京津冀一體化的推動速度與力度。“北京本位思想比較重，寧可把産業轉移到懷柔、大興等地而不往河北轉移。不然，當地稅收等都會減少。天津也是如此，把自己的項目留在當地。”上述處長明確表示，如果從政府的角度來説，出於財稅的考慮，不需要企業出去。而企業則會按照經濟規律，追求利益最大化，“哪能賺錢，哪效益最大，企業就去哪。”

　　“如果企業註冊在北京，不需要他們來我們這兒。”保定高新技術創業服務中心的副主任王冰説得同樣直白。在王冰看來，如果企業註冊地在北京，保定為他們提供了廉價的地皮與服務，卻帶不來財政稅收，那就相當不划算。

　　在北京大紅門服裝批發市場，記者發現，各大商家對於市場轉移到河北保定白溝並不積極，“我在這兒好好的，為何要去那麼遠的地方。”而在白溝，一些民眾對於服裝企業的到來，也同樣不感冒，認為這會抬高當地的房價，增加當地人的生活成本。

　　“北京想轉移人口壓力以及批發市場等勞動密集型産業，河北想吸收批發市場，並且還想要發展高端産業，天津只想要金融、科技、網際網路等高大上的産業，而且基礎比河北要好。”京東集團政研室研究員、高級經理李賀明如是看待京津冀三地在一體化中各自的利益訴求，認為問題的焦點在於財政與稅收。

　　“大家為什麼不能跳出一畝三分地這種思維慣性，就在於現行的分灶吃飯，分稅制的財稅體制，這種以行政單元為基本單元的經濟社會組織管理模式，必然是造成不同的區域以各自利益為重。”趙弘表示，每個地方政府都面臨吃飯、穩定、發展的多種需求，北京如此，河北、天津也是如此。

　　一盤一體化大棋，包羅了各方利益與訴求，如何在各方利益間找到平衡與做出抉擇，顯然需要大智慧與大技巧。

　　難點不少

　　京津冀一體化並非新概念，“首都經濟圈”、“環渤海經濟圈”等都是這二市一省的區域發展方案。難題到底在哪？“地區競爭模式”或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我最近把北京的企業遷到了保定，其實我最大的願望，還是在北京成立一家或者幾家公司。”金鎖股份掛牌（上市）企業董事長梁文清向記者表示，她把北京的公司遷回保定，心不甘情不願，因為北京是大市場，是高端人才的集聚地，保定這邊雖然也有不少高校與人才，但相比北京，還是沒有優勢。

　　“在程式、規則等許多方面，保定和北京方不一致。雖然高鐵通了，但兩邊來回跑，花費太多時間，耗費太多精力，折騰不起。”梁文清感恩著保定的服務態度與創業環境，卻也惦記著北京的大市場與人才優勢。對她來説，如果京津冀一體化能解決企業所面臨的這些問題，那麼企業的發展將更加如虎添冀。

　　梁文清的難題，只不過是京津冀一體化諸多難題中小小的一個縮影。追溯京津冀地區合作的歷史，也許會對京津冀一體化難題有更清晰的認識。

　　京津冀一體化概念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提及，如“首都經濟圈”、“環渤海經濟圈”。與此同時，與京津冀一體化相關的政府文件、政策建議、規劃、研究報告、學術文章也多如牛毛。然而，三十年過去，京津冀一體化還得重提，阻礙京津冀一體化的難點何在？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宣曉偉分析出三點原因。他認為，“地區競爭模式”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所謂“地區競爭模式”，是指改革開放以來，為了調動地方發展的積極性，通過中央向地方放權、財政稅收、公共服務、晉陞考核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和具體措施，使得每個地方成為推動本地經濟社會發展的主體。這些利益相對獨立、且各個地方很大程度上握有自身發展的主動權，這種互相激烈、甚至慘烈競爭的發展模式，不可避免地帶來許多負面的效果，最為明顯的就是造就了每個地方“劃地為牢”、“以鄰為壑”的發展觀念和發展策略，由此形成嚴重的地方保護主義、市場分割和行政壁壘。

　　宣曉偉認為，“中央決策、地方執行和碎片化的中央集權模式”和“政府介入經濟發展的程度過深、京津冀地區之間的行政權力差別過大”是阻礙京津冀一體化的另兩個重要原因。

　　“行政推動最後要打破壁壘，讓位於市場，最終行政要退出，只做該做的規劃與引導，這也是京津冀一體化協同發展遇到的特殊難題。”區域經濟專家，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陳秀山如是表示。

　　城市群經驗

　　中國並非缺乏培育城市群發展的經驗，比如珠三角、長三角、長株潭、中原城市群等。但最大問題是，此前的城市群多是自發形成，而這一次卻是要自主推動

　　比照城市群發展層次更高的珠三角和長三角，我們更容易找到解決京津冀現有問題的辦法。

　　“珠三角、長三角的發展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結果，市場力量衝破行政壁壘，橫向聯繫代替縱向聯繫，在市場的作用下區域經濟水到渠成。”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李義平表示，長三角、珠三角地緣相近，人文相親，民營經濟、三資企業為主要載體的市場經濟發展迅速，行政區域特色經濟無法滿足市場經濟發展，迫使地方政府職能做出調整，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在資源配置起主導作用，區域經濟也隨之形成。正是在市場的調配作用下，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出現了大量的産業群落，形成産業之間的內在聯繫和産業發展氛圍。

　　李義平認為，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這兩種典型發展市場經濟的模式都誕生於珠三角，擁有發展市場經濟的DNA。而珠三角和長三角的政府都因此變得“超然”、“豁達”，積極尋求新定位，提供配套公共服務。比照京津冀地區，行政力量在資源配置中佔主導地位，國有經濟佔比高，地方政府控制資源能力強，行政力量佔主導地位。與此同時，周邊各大城市功能趨同，自成體系。

　　“京津冀地區存在大量二元經濟結構，不僅城鄉之間存在二元經濟結構，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間也存在著一種二元經濟結構。”李義平表示，京津冀地區由於戶籍制度沒放開、民營經濟不發達，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比長三角、珠三角困難。雖然北京擁有大量的人力資源和金融資本，但難以流到周邊，對周邊經濟輻射小。

　　此外，從歷史上看，京津冀地區缺少市場經濟因素，官本位思想嚴重，發展市場經濟的願意不強烈。

　　如何解決上述問題？

　　“京津冀地區要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發展民營經濟，推進國企改革，引進三資企業。”李義平表示，如果發展市場經濟的氛圍濃厚，市場自然會自發進行區域經濟組合；要讓各種生産要素自由流動，區域之間消除地方保護；還可借助外力，如南方民營企業、資本的北上、外資外企引入，借助力量形成産業之間內在聯繫，衝破行政壁壘；政府要定位於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努力創造更好的投資環境和發展市場經濟氣氛，退出直接投資和直接干預。

　　陳秀山認為，“長三角、珠三角地區與京津冀地區相比，本身市場化程度高，外資、民營企業集中，市場具有重要推動作用。”他表示，北京是首都，具有特殊性，絕對行政力量主導；天津、河北地區市場發展情況及整個市場開放情況與長三角、珠三角相比有滯後性。

　　“首先要承認的是，京津冀地區整體實力弱于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在産業鏈條上，總體處於附加值較低的上游區間，北京的科技高地優勢，無法有效地轉化成為本地的生産力，而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科技轉換率要大幅高於京津冀地區。京津冀地區繼續按照傳統經濟的發展模式，已經沒有可能在短期內，追趕甚至是超越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亟需另辟蹊徑，找到一條符合當前全球經濟一體化和科技革命加速推進總體趨勢的發展道路，有別於珠三角、長三角地區以紡織、玩具等實現初期積累的模式。”李賀明表示，雖然京津冀地區人才總體規模要遠遠超過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但主要集中在北京。同時，由於缺乏産業集群的支撐，科技創新中心沒有發揮應有的輻射優勢和帶動作用，這就需要在京津冀一體化的過程中，優先開始人才市場的一體化，促進人才在區域內部自由流動。

　　“京津冀的區域合作，最大的特點就是創新驅動，起步就是創新驅動，這是與長三角、珠三角有本質鮮明區別的地方。”中關村相關負責人表示，“我們提出建設京津冀大數據走廊，而現在處在大數據時代，京津冀的創新必須靠大數據來驅動。”

　　一體化路徑

　　京津冀到底該如何“捏合”？目前來看，三地政府、尤其是企業還在觀望，都知道是大勢所趨，但對於企業而言，他們需要知道商機在哪？更需要警惕危機在哪？

　　眾人皆在期盼京津冀一體化的頂層設計出臺。

　　“從立法的角度正在研討利益稅收的分配。”上述河北商務廳的處長透露出京津冀一體化的規劃進程，“這需要國家出臺政策。例如，北京發展總部經濟，有許多民營企業把總部搬到北京，對地方也不公平。從一體化角度來講，看中央如何構建大的財政體系，通過轉移支付，優惠政策一體化等解決問題。”

　　“首都經濟圈規劃６月份之前出不來，需要一個過程。至於草案是否已經擬定，不能説。”規劃制定參與者，北京大學秘書長、北大中國區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楊開忠打起了太極。

　　不過，已有相關部門在京津冀一體化過程中，率先動了起來。

　　日前，海關總署公佈《京津冀海關區域通關一體化改革方案》，宣佈今年7月1日開始，相關改革率先在北京海關、天津海關啟動實施；10月份前後，擴大至石家莊海關，實現在京津冀海關全面推開。

　　在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國家戰略背景下，2014年初，民航華北局制定了《京津冀民航運輸協同發展實施方案(草案)》，以求推動京津冀民航運輸協同發展。

　　“京津冀一體化過程中，三省市要協同發展。協同包括兩個層次的含義，一方面是有規則有序競爭，有競爭才能激發活力，但不是惡性競爭。第二方面是合作。這兩方面是協同發展的重要內涵。這一前提下，招商引資要根據各自功能定位、産業定位去選擇招商。不能無條件接收。否則不符合協同發展要求。”楊開忠如是強調一體化的內涵與規則。

　　“一體化最主要的是推進統一市場，推進相互銜接一體式高效的交通建設，增強相互交流支撐能力。如果達到後，能使産業形成合理分工。”楊開忠認為，這一過程中要涉及土地，畢竟土地是發展中要涉及立足之地。土地成為推進新型城鎮化過程中的焦點問題。目前來説，要實現建設統一城鄉發展，必須建設統一市場，土地産權要真正賦予農民。宅基地等擁有相應的支配權力。否則統一市場無法建立起來。但是會對土地財政形成壓力。

　　“一些關鍵的、核心的問題不能得到解決，那麼規劃出不出臺意義都不大。”趙弘表示，我國以前也出臺過很多區域規劃，但這些規劃大多沒有得到有效落實，最後不了了之。與此同時，規劃太多，資源有限，如果沒有重點，就等於沒有戰略，沒有戰略，目前京津冀發展的難題，能不能在規劃中解決，是關鍵。

　　“這個區域能不能形成一套有力的組織協調機制和架構，至關重要。因為京津冀區域主體多元，兩個直轄市，一個省級單位，在北京市內部，還有中央單位，國務院單位，軍委單位，以及他們各自下屬的事業單位，如此多的機構佔據著資源的絕大部分份額，如果不能得到中央各個部門的有效配合、協調，那麼京津冀一體化的規劃、實施，都將面臨極大困難，如果未來的發展不能解決領導體制，實際上規劃就難以起到應有的作用。

　　在趙弘看來，京津冀一體化的一個重要前提是，“一定要承認市場經濟，否則可能付出慘痛的教訓，如北京朝陽區四大工業基地當時曾經在全國很有地位，但轉移過程中，存活下來的幾乎沒有，因為人才都沒有隨企業遷出去，企業就一蹶不振。”

　　改革發動機

　　京津冀的推動必然搞活當地土地市場，但京津冀的整合不能全靠房地産。這就需要尋找整合的利益動機。京津冀一體化改革進程本身，也是深化改革的一塊試驗田

　　“2013底，我在保定涿州買了一套房子，當時只要四五千元/平方米，現在漲到七八千元了。”家在北京的李先生頗為此舉得意，“我看到了京津冀一體化的機會，涿州就在北京南六環外，房價一定會漲起來的。”

　　“今年保定副中心炒作最猛的時候，我剛好要買房子，結果當時看的房子，第二天早上房東就要求漲500元/平方米，説如果不買，晚上還漲500元。”王冰回想起那段樓瘋，記憶猶新。

　　據記者了解，當時保定的房價一路猛漲，由四五千元迅速漲至七八千元，現在房價跌下來，一些人要求開發商退房，結果開發商不肯，那些沒達成退房要求的買主，就去告開發商權證不齊，違規賣房。

　　京津冀一體化上升至國家戰略，不少商家和民眾看到了其中的商機，也出現了一些過度炒作的跡象，並産生了一些負面影響。但更多專家還是認為，與一些所謂的負面影響相比，京津冀一體化有著深刻的現實意義。

　　“京津冀一體化的目的不是為了單純的一體化和融合，而是為了實現快速崛起和發展。”李賀明表示，“京津冀三地要在黨中央的總體規劃框架下，大力破除制約要素自由流通的體制機制性障礙，繼續深入改革開放、解放思想，將京津冀地區的融合發展，提升到引領改革開放的小崗村、踐行鄧小平南巡講話時，開發深圳一樣的高度，有所創新，有所突破，先行先試，帶動全國，成為我國從工業化後期發展到後工業化時代，進入初級發達國家的時代領軍地區。”

　　“現在中國與周邊國家都在談自由貿易區，沒有理由在一國之內，還有如此多的一體化阻礙性因素。”在李賀明看來，京津冀一體化符合區域一體化、全球一體化的浪潮，是和上海自貿區一樣的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的抓手。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隨著改革推進 對利益關係觸及越來越深，而京津冀一體化也勢必會觸及當前利益的固有藩籬，這就更需要京津冀三地有壯士斷腕的勇氣，打破一畝三分地的思想，以更長遠的目光看待未來的發展，與中央一道，同心攜手大力推進京津冀一體化。

　　(傅光雲 牛麗燕 余雪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