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高管接連自殺：撕開了什麼秘密底單

　　【編者按】近期企業高管自殺事件不斷闖進公眾視野，這也引起本報的高度關注。就在記者采寫銅陵有色原董事長墜樓案過程中，受擔保公司拖累的民營企業家伍宏也選擇了輕生。我們不禁要問：這些久經沙場、飽嘗冷暖的行業巨頭和掌門人，究竟遭遇了什麼樣窘況，竟然選擇自殺這樣的極端行為？通過梳理近些年諸多企業高管自殺的來龍去脈，我們就高管們在企業經營、資本運作等方面存在的積弊進行了探討，試圖發現經濟轉型和社會變革在企業身上所産生的影響，希望引起企業、政府和社會公眾的關注。

　　銅陵有色原董事長韋江宏在6月24日突然死去。

　　他選擇在一個多雲的夏日墜樓。堅硬的階梯拐角直接導致了他的死亡，也帶走了大部分秘密。

　　兩天后，銅陵有色編發了銅陵市公安局發佈的消息："初步判斷韋江宏係工作壓力大、長期失眠、精神負擔過重導致墜樓自殺身亡。"另有消息稱，韋江宏已直接由"省裏過問"，甚至中央紀委也有參與辦案。《中華工商時報》記者日前撥打了韋江宏妻子工位的電話，也由他人代接。

　　據記者不完全統計，身價過億高管自殺事件十年來共發生21起。他們普遍有著良好的個人口碑和社會形象，但在他們離世後，更多秘密也隨之暴露。本為精英的他們，為何會選擇用如此極端且引人側目的方式來完結自己的事業、結束自己的生命，值得一探究竟。

　　非常事件重壓

　　經營不善、負債、環保以及可能存在的貪腐問題讓韋江宏走上絕路。

　　本報記者聯繫了新近因工作原因辭任銅陵有色獨立董事的劉銀國，他首先否認了經營、債務方面存在相關性的可能："相比雲南、江西同行，企業上半年盈利很不錯，沒有問題。"

　　"但環保這方面，幾乎所有企業都有問題。"劉銀國説。這也在安徽省環保廳今年一季度的監督性監測中得到了驗證：銅陵有色兩家下屬企業因存在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排放量嚴重超標現象被掛牌督辦、限期整改。

　　"地方保護主義哪都存在，污染問題很多地方政府都知道，不然也不會等到上級環保部門來查。"劉銀國欲言又止，他認為，環保投入大、收效時間長，但政府考核機制卻很嚴格，GDP方面也有較高要求，這讓企業"難以交待"。

　　韋江宏的考核壓力可能源自2007年。記者查閱資料發現，當年節能減排指標納入政府考核體系，安徽省政府隨即批准設置迴圈經濟處，銅陵也成立了發展迴圈經濟領導小組和專職機構。銅陵有色正是首批國家迴圈經濟試點企業之一。

　　環保是保證GDP品質的重要環節，但因輸掉環保攻堅戰自殺的案例極為罕見。

　　但長期研究企業家犯罪的陜西籍律師王榮利懷疑，環保這樣的考核壓力並不是壓垮韋江宏的稻草，在他看來，一般的環保問題再怎麼處理也是行政處理，而經濟犯罪可能性更大。王榮利近年連續發佈企業家犯罪案例報告，在他的研究中，很多國企幹部"因為各種原因不願意進去"，所以選擇了自殺。

　　更多的困擾在於産品端的嚴重缺陷，特別是關乎國計民生的行業。如安徽華源生物藥業總經理裘祖貽，曾經的企業救星，因為沒有把握品質關，縮短了藥劑滅菌時間，造成"欣弗"不良反應事件，竟致病81例，涉及10個省份，3例死亡。裘祖貽也因此走下神壇、引咎自殺。

　　因品質誤判導致的悲劇也曾發生。2007年，利達玩具遭遇美泰公司96.7萬件塑膠玩具的召回事件，理由是"回收的這批玩具表漆含鉛量超標，對兒童的腦部發展會造成很大影響"。公司副董事長張樹鴻，在行業罵名和資金鏈壓力下不堪重負，最終在廠房上吊自殺，雖然後來查出事故原因實為美方設計缺陷所致，但人死已不能復生。

　　經營苦不堪言

　　縈繞在國企高管烏紗帽之上的，是多重標準的考核與監管，其中一項就是經營業績。但在劉銀國看來，"目前的考核機制存在問題"，重視企業社會責任的考核的同時，應該對GDP貢獻不足有所寬限。

　　從帳單上看，相關企業的經營狀況確實令人憂慮。在自殺的9名國企高管中，超過半數面臨著利潤大幅下滑的危險信號，接近一半出現了嚴重的現金流問題，呈現出了一副"夕陽公司"的面貌--這樣經營業績可能讓上級臉面上"挂不住"。

　　即使是劉銀國口中"盈利能力較強"的銅陵有色，在負債率已達69.9%、利潤率下降38.3%的情況下，其投資方面的現金流出仍處於高位，風險已經積聚。特別是其冶煉業、加工業所有子公司業績下滑都很明顯，共虧損25.21億元。其中最嚴重者，是剛剛移交控制權的赤峰金健銅業有限公司，2013年共虧損12億元，2012年負債率更高達84%。

　　華光股份董事、總經理賀旭亮在任時，華光有兩個特點很致命，一是流動性負債佔總資産比例高達68.3%，短期資金壓力巨大；二是由於資金回籠難、材料貴，經營和投資現金流凈額大幅減少。本就沒有股份的賀旭亮在自殺之前，顯然遭遇了強大的出局壓力。

　　此外，山西民營上市公司金花集團副董事長徐凱任職期間，主要負責投融資等經營業務，並擁有金花集團第一大股東金花投資20%的股份。接近徐凱的一位內部人士曾披露，疾病、婚變和炒玉等導致徐凱走上了絕路。但就公司整體財務狀況看，因經營不善導致的利潤大幅下滑同樣致命。金花集團2003、2004年利潤均有較大下滑，其中三季度最嚴重，下滑86.9%，其財報中不乏鉅額的銀行質押貸款以及眼花繚亂的投資。實際上，從金花股份的股價也能發現，這幾年也正是金花股份1998年來股價持續暴跌、滑入谷底的歷史低值。

　　多元投資敗北

　　受困主營業務的經營壓力，一些企業開始謀求新的增長極，甚至不惜拋棄"非熟不做"的商業信條。

　　2008年，全球經濟還深陷金融危機泥潭，隨著鋼價走高，珠光集團浙江鋼結構有限公司董事長盧立強卻投入上億元鉅資，創建浙江昕昕遊艇製造有限公司。這家企業的遊艇既無銷售記錄，也與珠光集團的主營業務有較大差距，即使在2009年迎來了義大利某造船商的考察，但訂單至死沒有到來。

　　另一個案例同樣發生在浙商圈。在涉足藥業之前，浙江一新制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鄭亞津曾是一名教師。他先是加入雲山制藥廠，後自己組建了一新制藥廠，成功開發了多支國家級新藥。2000年之後，公司開始涉足房地産、投資公司等領域，大量資金分流，制藥主業科研經費投入捉襟見肘，公司效益開始走下坡路，逐漸被擠出了當地納稅前十名。2008年8月，據公司內部人士的分析，性格要強且內向的鄭亞津不太能夠接受企業負債纍纍的現狀，還是選擇了自殺。9月初，一新制藥重新開工，董事長為何遂慶。

　　多元投資致死的案例還能追溯到2005年--新年第一天，一度擁有4家控股公司，4家關聯公司，涉足電解鋁、餐飲、制藥、房地産、酒店、生物技術等眾多行業的山西鑫龍集團董事長趙恩龍，終於不堪重負，從天臺縱身躍下。

　　在今天，"做強主業"這句話已老生長談，多元化戰略也不失為一種分散風險的市場手段，但在當年的環境下，缺乏主業核心競爭優勢和多業態專業管理能力的盲目擴張，的確是把企業和高管們推向火坑的核心因素。

　　負債積重難返

　　在公司帳單之外，企業家以個人為中心的資本運作，更是岌岌可危。

　　本報曾跟蹤報道了包頭惠龍公司董事長金利斌、湘潭恒盾集團董事長王檢忠等人的自殺悲劇，企業家白手創業十幾年，"帝國"瞬間傾覆，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2004年開始，金利斌涉足民間借貸，依靠拆借來資金，于2007年成立了以上市為目標的福禾豆業，自此直到其資金鏈斷裂、畏罪自殺的那一刻，表面上個人榮譽、商業廣告、媒體報道應接不暇，其實當時公司負債率已高達421%。

　　而王檢忠除了以公司名義向銀行借貸2億元外，還用自身人脈關係借到了超過3億元的民間資本。就在他自殺兩周前，他還想以"土地變性"方式緩解資金壓力，但負債問題已經積重難返。2013年11月，恒盾集團總算獲得了政府部門的批准，但也等來了董事長自殺的消息。

　　一直以來，中谷糖業集團董事長龐貴雄更一直以"家長式"、"粗放型"的資金管理方式助推企業發展，一度把持著廣東省15%的蔗糖市場，號稱"廣東糖王"。2008年，金融危機襲來，帳單之外的風險持續爆發，很多欠款母公司、子公司均不了解。鉅額債務壓力之下，無法清償的龐貴雄選擇了自我了斷。

　　"企業要生存下去，除了擁有持續盈利點的商業模式外，還需要好的團隊和良性的融資，如果依靠借高利貸等不健康的融資方式發展，企業就會加速死亡。"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從事融資方面的人士對記者表示，"而家企不分的做法，更會讓企業家背負無限的債務責任。"

　　本文統計的12名民企高管中，除萬昌科技董事長高慶昌、涌金集團董事長魏東之外，其餘自殺事件均與資金壓力有關。其中，至少有6家遭受了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宏觀金融環境的摧殘，讓本就慘澹經營的企業家們更是萬念俱灰，曾經的億萬富翁也瞬間變成億萬"負翁"。

　　腐敗問題纏身

　　反腐力度的逐漸加大是近年的一個突出特點，這讓以往零星暴露的貪腐問題集中爆發。

　　從財務報表看，中鐵當年雖處於負債5314億元，負債率高達84.6%的風險壓力之下，其凈利和現金流竟然也持續快速增長，儼然一副成長型公司的架勢，信心十足。作為公司第二把交椅的白中仁，此時突然身亡，如果不存在健康、精神方面的原因，腐敗嫌疑極大。

　　而哈藥集團副總經理、三精製藥董事長劉佔濱，航太控股工業有限公司董事、常務副總李國雷，在自殺前就已捲入腐敗案件，並被相關部門談話，其掩蓋貪腐證據嫌疑明顯。此外，辰能哈工大高科技風險投資有限公司總經理趙慶斌，在"高山案"事發之後，其突然死亡也讓破案線索一度中斷，辰能公司存于河松街中行約3.2億元的資金也不翼而飛。

　　統計數據顯示，今年共有6名國企高管自殺，佔十年來總數一半以上，創歷史新高。

　　當然，作為輸送利益的一方，民企亦沒能獨善其身。

　　對此，王榮利對記者表示："民營企業家因為敢做，前期發展特別快。但到了40來歲企業做大以後，長期以來的思維方式可能已經不適用，如行賄、作假等等，一旦出現問題時，對心理打擊很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21起高管自殺事件中，明顯的行賄判定並不多見。

　　但有調查顯示，山西鑫龍集團的多位高層領導均來自公安、法院、銀行等要害部門，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趙恩龍也失去了駐太原辦事處主任的職務--這種失落感可能也對趙恩龍的死有直接關係。

　　另一次明顯跡象還源於一次"改判"。2012年，廣東新會美達錦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張勇自殺後，因涉嫌以單位行賄方式控股美達錦綸，新會區人民法院一審判處被告人梁廣義、梁偉東、梁少勳分別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四年三個月、三年六個月。不過在2013年6月的二審中，江門市人民法院認為，原審判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撤銷了一審刑事判決。記者聯繫了一審法院的辦公室人員，但截至發稿仍未得到正面回復。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中央的反腐決心不僅將帶來政治清風，也會讓市場經濟更為完善、有序。

　　以上梳理的幾十家企業高管自殺的原因，實際上遠遠不止這些。但不管是什麼原因，都折射出經濟轉型和社會變革時期企業所遭遇的各種不穩定因素。對於企業高管自尋短見的事件，作為政府、社會公眾乃至關聯企業，都應該充分給予體諒，走進企業家的心門，切實幫他們走出困境，這些東西都是留給我們無盡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