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寫百首“環保詩” 控訴破壞環境行為

　　自1928年重九齣生於南京，到1948年轉港赴臺，余光中在大陸生活了足足21年。

　　【導讀】自1928年重九齣生於南京，到1948年轉港赴臺，余光中在大陸生活了足足21年。對於自己究竟是哪人，詩人這樣解釋，“我是廣義的江南人，是常州人，南京人，廈門人，川娃兒，五陵少年。”“最近20年，我不斷通過詩，來提醒我的讀者環保有多麼重要，我甚至在詩裏控訴破壞環境的行為。”

　　幼時江南“蠻田園風味的” 我是廣義的江南人，是常州人、南京人，是廈門人，也是川娃兒、五陵少年。這多半和家族、歷史淵源有關。

　　因為父親是泉州永春人，母親和妻子都是常州人，而我自己生在南京，直到9歲都生活在這個城市。中間也和父母回過泉州。所以，這些地方都可以説是我的故鄉。

　　離開大陸的最後的一年是在廈門。廈門地處閩南，和江南的南京、常州相當不同。但這三個地方文風極盛，尤其是閩南，閩南的鄉音，跟古詩古文比較近，親近古人。我現在口音混雜，只能説是普通話。小時候普通話帶江南口音，現在的普通 話會標準一些，但還是有鄉音在裏頭。

　　小時候住在南京，因為父親的工作在南京。印象中，那時江南一帶，雖然像無錫都有工業了，但一般來講還是蠻田園風味的，比如很多人養蠶、喜歡放風箏，這些都還是保存了古風的。母親那邊的親戚是大戶人家，有好多房住在一起，當然不是如紅樓夢那樣高官顯貴，大概相當於現在的中産階級，住在裏頭親戚有書法家，有教員，也有企業家。

　　“回鄉了還是惆悵”

　　1992年，我回到大陸。那可不是我小時候認識的故鄉，當時我應邀去了北京。雖然算是回大陸了，但是我小時候沒有去過的北方。

　　我所知道的北京是有衚同的，倒不是王侯卿相的貴族社會，而是民國初年文人所描寫的衚同。結果我回去，舊的很舊，像故宮；新的就像外國的公司、合資的大樓。但衚同呢，卻漸漸消失了。

　　這些地方不少都被拆遷了。去年我去北大，人家帶我去看梁啟超的故居，已經沒有當年的規格了，裏面住了好幾十戶人家。

　　真正回到故鄉南京，是在2000年，當時我回到母校南京大學，感慨萬千，最深的記憶就是小時候桂花的香味，那時江南的人家庭院都有一棵桂樹，或者有很多桂樹，桂花落得滿地，而這些感覺在臺灣是沒有的。

　　不回鄉是惆悵，回鄉了還是惆悵。就像小時候在漕橋的院子裏捉迷藏，小夥伴們有的躲到了水缸後面，有的躲進了竹林，等我睜開眼，他們卻是真的不見了。等我真的再回來找，物是人非，他們中許多已不在人世了。

　　有一點讓我很是失望，長江和其支流污染嚴重，或缺水，或斷流，再比方説，洞庭湖、鄱陽湖嚴重地縮小，諸如此類。這些好像只能到唐詩裏去尋找了。

　　建築物後來就是越來越西化了，高樓大廈越來越多，現在連一個小小的縣城都有很高的樓。以前的房子，像蘇州常州是一進、二進、三進的民居，現在漸漸看不到了。

　　抗戰時期，我在上海度過一學期簡短的小學生活，是在法租界上的“醒華小學”。租借的學校非常西方風味，從那時候我開始學英文，現在這個小學不曉得到哪去了，我印象中學校靠近霞飛路(現淮海中路)。我還保存著當時的一個成績單。後面到上海的時候沒有特別去找，去上海演講、座談，通常不得閒，沒有特別去舊地重遊。

　　“我愛畫地圖”

　　寫作《鄉愁》這首詩時，大陸正值“文革”時期，約在1971年，那時臺灣和大陸沒有任何交流的可能。隨著流失的日子愈多，我的懷鄉之情便日重，在離開大陸20年的時候，我在臺北廈門街的舊居內一揮而就，用了20分鐘寫了《鄉愁》。

　　我愛畫地圖，也常借地圖來表現鄉愁。我常常展示一幅1948年從大陸帶去臺灣的殘缺的地圖，就像凝視亡母的舊照片一般。

　　現在，我仍然保持著畫地圖的習慣。妻子在美術館做義工導覽，需要用地圖來告訴觀眾，某位畫家這一生到過哪些重要的地方，所以我就幫妻子畫地圖來引導觀眾。

　　數十年來，我收集了不少地圖，包括上述帶去臺灣的那份殘缺老地圖，我現在仍然還保留著。後來打開老地圖，我發現當年四川一條客運鐵路都沒有，只有運煤的軌道。

　　在1992年之後的22年裏，我回大陸約有五六十次，去年一年到大陸就有五六次。

　　所以，這些年我就不寫鄉愁了，而是寫還鄉，比如説我回南京，回廈門，我最近的一本散文集叫《青銅一夢》，裏面寫我去山東、大連、黃山、溫州雁蕩山，這類在大陸各地的遊記也越來越多。

　　寫了百首“環保詩”

　　最近20年，我不斷通過詩，來提醒我的讀者環保有多麼重要，我甚至在詩裏控訴破壞環境的行為，我也為很多國家公園寫了詩，還被翻譯成英文、日文，也有一些寫的是我生活了近30年的高雄。這類“環保詩”我寫了100首左右，散編在我的一些詩選裏面。

　　我寫作“環保詩”的背景，是1980年代的臺灣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當時臺灣的當政者蔣經國啟用不少技術官僚，在把臺灣社會經濟發展推向現代化的過程中，發揮了很大作用。

　　然而，與經濟高速發展不匹配的，是臺灣人對環境的破壞。當時，許多森林被砍伐用來種植檳榔、建造商業區，工業污染物侵入農田，導致稻米鎘元素超標，不堪食用，飲水也不再潔凈。一些臺灣的學者直言，臺灣在生態上的損害，已經到了難以挽救的邊緣，再多損害一分，臺灣生態將會全然崩潰。

　　這就是沒有先見的社會，工業是發展了，可是後工業帶來的後遺症，沒有先見，沒有預算，也搶救不來。有的時候是官商勾結，小老百姓也無可奈何，這個跟政治的背景也有關係。臺灣雖然是相當“民主”，在選舉、在言論自由，可真正危害環境的大商人，都有政府在後面縱容他們，這個是需要譴責但又無力去改正的。因為人民自己的警覺也不夠。

　　臺灣的環境在小的區域內可以保存得不錯，譬如像臺灣有很多地方的“國家公園”，管理上是相當嚴格的，不準在裏面搞任何污染的東西，絕對不可以設廠。有一個大陸游客經常去觀光的地方叫太魯閣，就管得很嚴，這也不可以，那也不可以。可是一些地方有很多“山老鼠”(山賊)，偷偷砍伐破壞森林，唯利是圖，一卡車一卡車地把沙石運到城裏來，和著水泥來蓋房子，這類現象在臺灣都還是存在的。

　　臺灣最近有一部熱門的紀錄片叫做《看見臺灣》，是攝影家齊柏林航拍的，到電影上線播放的時候，民眾們才發現臺灣的污染、森林破壞是這樣嚴重，這部電影引起民眾的警覺和反思，政府當然也就被迫跟進處理。 大陸著名的環保專家梁從誡曾造訪台灣，我們之間有一次座談，對彼此的事業進行聲援。梁從誡就是梁啟超的孫子、梁思成的兒子，他在環保上的作為已經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

　　環保是全球性的議題，比如空氣的污染、森林砍伐、瀕臨滅絕的鳥類、動物的殺害，對於過境的候鳥的保護。媒體報道大陸人吃熊膽的新聞後，也引發不少臺灣人的關注，一些臺灣的有心人，聽到婚禮宴席上有魚翅這道菜，就通過拒絕參加婚禮來抗議。

　　臺灣在垃圾分類上做得比較成功。民眾普遍遵從政府的規定，按照不同的箱子來丟棄垃圾。這成為了馬英九的一大政績。

　　仍然開車去授課

　　我開車已經有40年了，在美國和加拿大我都開過車。這些年臺灣的空氣品質也並不那麼好，特別是像臺北這樣地處盆地的地區。

　　我早已正式退休，但因為學校還需要我，歡迎我留下來，所以我仍然在授課，教書至今已近30年了。

　　我現在仍然開車去臺灣中山大學授課，這一點在大陸是做不到的，現在臺灣的交通部門也已經開始考慮逐步取消我們這個年紀人的駕照了。

　　從高雄家中驅車去學校，大約有10公里的路程，需要40分鐘。雖然臺灣的交通秩序不錯，但一方面由於紅綠燈不少，另外因為機車太多，路上耗費的時間很長。近些年，臺灣的一些有心人也開始駕駛電動車，但並不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