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大師講文學，“任性”有理！

　　《中國文學史》封面。

　　國學大師錢穆一生著述80余部，1700萬言，卻沒有留下一部關於中國文學史的專著。一部《中國文學史》昨天正式面世，扭轉了人們的固有看法。

　　《中國文學史》原是錢穆的講課筆記，由錢穆的學生葉龍記錄整理完成，塵封60載後才獲出版。隨著這部書的面世，盡顯一代國學大師的文化操守，而其對文學極具個性的論述，更引發當今學者的反思。

　　獨見：

　　杜甫詩作高過詩仙李白

　　錢穆《中國文學史》共31章，他從《詩經》一直講至明清章回小説，貫穿中國古代文學的整體脈絡，共計12萬字。講稿出自上世紀50年代，是錢穆在香港新亞書院的講課記錄。

　　葉龍回憶，錢穆講《中國文學史》，自言是以“死者的心情寫死者”，亦即以悲涼的心情寫死去的文學。前一個“死者”是指錢穆面對“新文學新生，舊文學已死”的文學環境，滿心悲涼；後一個“死者”是説香港殖民地色彩濃厚，西方文明滾滾而來，中國傳統文化更難有立錐之地。

　　但錢穆在悲涼的心境下講古代文學，卻講得個性十足，妙趣橫生。比如他對建安文學的重新評價，具有獨特創見。他對曹操評價很高，《短歌行》之“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他認為是一首普羅大眾的平民詩，輕鬆而又親切，並認為“後來的諸葛亮，羽扇綸巾，指揮三軍，他作的《出師表》，亦如與朋友話家常，學的是曹操。”

　　和其他文學史更注重嚴謹不同，錢穆評價名家簡直活靈活現。他説“孔子之偉大，正如一間百貨公司，貨真而價實”，他點評歷代文人，説陶淵明性格如虎，其詩更為可愛。王維是居士，杜甫是讀書人，李白則是喜歡講神仙、武俠的江湖術士，屬於下層社會。不僅如此，錢穆把“知人論世”作為評價中國文學史的重要標準，認為作者為人的價值比作品更重要。對於“李、杜”齊名説，錢穆認為杜甫為高，因為杜甫的精神人格與時代打成一片，與歷史發生了密切關係。

　　倖存：

　　課堂筆記被學生珍藏60年

　　這份講課筆記，錢穆的學生葉龍珍藏了60年。今年已88歲高齡的葉龍，專門研究清代桐城派，退休前是香港能仁書院院長。《中國文學史》特邀策劃、深圳記者劉悠揚回憶，她是通過朋友結識了葉老，2014年初她到位於香港青衣島的葉老家中做客，才得知他一直珍藏錢穆當年講授《中國文學史》的課堂筆記，十幾次搬家都不捨得扔。

　　“筆電是簡陋的牛皮紙封面，窄窄的橫行，像是算術本子。”劉悠揚説，葉老的字跡端正、秀氣，不太像男孩子寫的字。他能把錢師所講全部錄下，不僅因他獨創了草書，寫字極快，而且因他是江浙人，錢師講的無錫國語，他百分百能聽懂。“葉老還告訴我，在新亞書院上學時的課堂筆記要打分，當時他就得了最高分。錢穆後來有各種演講，經常叫他去幫做文字整理。”劉悠揚説。

　　劉悠揚還聽葉龍回憶，在新亞書院，錢穆曾開過兩次《中國文學史》課程，一次是1955年秋至1956年夏，一次是1958年至1959年。每次一講就是一學年。從中國文學的起源一直講到清末章回小説，自成一套完整體系。但因時局飄搖，錢穆始終未能將講稿整理成書。

　　但葉龍幸運地留存了這些講稿，更留存了關於恩師的許多記憶。錢師身為校長，但授課絕不馬虎，事先做足了備課的功夫，每次來上課，必帶一疊卡片，最少也有三四十張，上課依卡片資料逐頁講述。就算講同一門課，不同時期也會有諸多不同。葉龍説，錢穆會隨時隨地把自己的最新發現、最新思考添加進來。“有的教師一本講義用一生，退休以後再出版。錢先生不會，他不停地備課，很用心。”

　　出版：

　　大師有疏誤老編審糾錯

　　《中國文學史》講稿此後在《深圳商報》進行了連載，“葉老是個老派文人，活在過去時代，有作品發表，他也認為第一時間應該給紙媒。”劉悠揚説。連載進行了約50期，每期一千多字，總共發表了書稿的一半左右，這對葉龍來説如同完成了一樁人生大事。

　　其間，葉老又獲意外之喜。華夏盛軒圖書副總編輯張萬文回憶道，2014年3月底，他陪作家阿來到廣州領獎，後來參加一個朋友飯局，席間得知《深圳商報》正在連載錢穆的《中國文學史》，立刻決定要出這本書，“太好了，我們要馬上聯繫葉先生。”

　　張萬文打通了葉龍的電話，老先生聽説出版意向後，特別激動。葉龍隨後分三批交付整理稿，稿紙謄寫，繁體豎排，全是他一筆一畫寫的。書稿整理、校訂歷時一年多，幾位老編審、學者更被請來給錢穆挑錯。

　　胡雙寶是北京大學出版社資深編審，今年84歲。“錢先生對於所講的問題爛熟於心，但難免臨時有一些疏誤。”他説，而且記錄人的記錄、按語也有一些錯誤。比如《第八篇 楚辭(上)》，裏面講“二南”時，提到陳國的位置。原稿寫的是“桐柏山的東南方即陳國”。胡雙寶審稿後提出位置有誤，正確的説法應該是“桐柏山的北面即陳國”，並給出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為證，還親自為這一條做了註釋。

　　學界：

　　個性文學史如今難再現

　　《中國文學史》個性十足，讓今天的學者感嘆這樣的文學史已難再現。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説，他不欣賞思想上大一統或追求發行量的通用教材，而更喜歡錢穆這樣“自作主張”的文學史。“在我看來，每個從事文學研究的好的學者，都應該在心中或口頭有一部自己的文學史。”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駱玉明認為，《中國文學史》簡單的寥寥數語，詳盡的則細細考論，對均衡不甚講究。“作為學生的課堂筆記，誤聽、漏記也總是難免。要是拿專著的標準來衡量，會覺得有很多不習慣的地方。”他認為，但筆錄有筆錄的好處，老師在課堂上興到之處，常常會冒出“奇談妙論”，見性情而有趣味。

　　在學界看來，該書並不是理想的“文學史”，並沒有嚴謹到可用作教科書，但好處恰恰在於它活潑、親切，可以作為導讀、助讀，點燃許多人對中國文學的興趣。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張伯偉更是直言不諱，現如今，滿目都是正襟危坐的文學史，這種有個性的文學史倒是越來越少了。

　　連結

　　錢穆(1895—1990)：字賓四，江蘇無錫人。先後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任教。1949年遷居香港。創辦新亞書院，任院長。1966年移居臺北。1990年逝世于臺灣。其重要作品包括《國學概論》《國史大鋼》《中國文化史導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