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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大師講文學,“任性”有理!

2016年03月16日 09:01:00  來源: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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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學史》封面。

  國學大師錢穆一生著述80余部,1700萬言,卻沒有留下一部關於中國文學史的專著。一部《中國文學史》昨天正式面世,扭轉了人們的固有看法。

  《中國文學史》原是錢穆的講課筆記,由錢穆的學生葉龍記錄整理完成,塵封60載後才獲出版。隨著這部書的面世,盡顯一代國學大師的文化操守,而其對文學極具個性的論述,更引發當今學者的反思。

  獨見:

  杜甫詩作高過詩仙李白

  錢穆《中國文學史》共31章,他從《詩經》一直講至明清章回小説,貫穿中國古代文學的整體脈絡,共計12萬字。講稿出自上世紀50年代,是錢穆在香港新亞書院的講課記錄。

  葉龍回憶,錢穆講《中國文學史》,自言是以“死者的心情寫死者”,亦即以悲涼的心情寫死去的文學。前一個“死者”是指錢穆面對“新文學新生,舊文學已死”的文學環境,滿心悲涼;後一個“死者”是説香港殖民地色彩濃厚,西方文明滾滾而來,中國傳統文化更難有立錐之地。

  但錢穆在悲涼的心境下講古代文學,卻講得個性十足,妙趣橫生。比如他對建安文學的重新評價,具有獨特創見。他對曹操評價很高,《短歌行》之“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他認為是一首普羅大眾的平民詩,輕鬆而又親切,並認為“後來的諸葛亮,羽扇綸巾,指揮三軍,他作的《出師表》,亦如與朋友話家常,學的是曹操。”

  和其他文學史更注重嚴謹不同,錢穆評價名家簡直活靈活現。他説“孔子之偉大,正如一間百貨公司,貨真而價實”,他點評歷代文人,説陶淵明性格如虎,其詩更為可愛。王維是居士,杜甫是讀書人,李白則是喜歡講神仙、武俠的江湖術士,屬於下層社會。不僅如此,錢穆把“知人論世”作為評價中國文學史的重要標準,認為作者為人的價值比作品更重要。對於“李、杜”齊名説,錢穆認為杜甫為高,因為杜甫的精神人格與時代打成一片,與歷史發生了密切關係。

  倖存:

  課堂筆記被學生珍藏60年

  這份講課筆記,錢穆的學生葉龍珍藏了60年。今年已88歲高齡的葉龍,專門研究清代桐城派,退休前是香港能仁書院院長。《中國文學史》特邀策劃、深圳記者劉悠揚回憶,她是通過朋友結識了葉老,2014年初她到位於香港青衣島的葉老家中做客,才得知他一直珍藏錢穆當年講授《中國文學史》的課堂筆記,十幾次搬家都不捨得扔。

  “筆電是簡陋的牛皮紙封面,窄窄的橫行,像是算術本子。”劉悠揚説,葉老的字跡端正、秀氣,不太像男孩子寫的字。他能把錢師所講全部錄下,不僅因他獨創了草書,寫字極快,而且因他是江浙人,錢師講的無錫國語,他百分百能聽懂。“葉老還告訴我,在新亞書院上學時的課堂筆記要打分,當時他就得了最高分。錢穆後來有各種演講,經常叫他去幫做文字整理。”劉悠揚説。

  劉悠揚還聽葉龍回憶,在新亞書院,錢穆曾開過兩次《中國文學史》課程,一次是1955年秋至1956年夏,一次是1958年至1959年。每次一講就是一學年。從中國文學的起源一直講到清末章回小説,自成一套完整體系。但因時局飄搖,錢穆始終未能將講稿整理成書。

  但葉龍幸運地留存了這些講稿,更留存了關於恩師的許多記憶。錢師身為校長,但授課絕不馬虎,事先做足了備課的功夫,每次來上課,必帶一疊卡片,最少也有三四十張,上課依卡片資料逐頁講述。就算講同一門課,不同時期也會有諸多不同。葉龍説,錢穆會隨時隨地把自己的最新發現、最新思考添加進來。“有的教師一本講義用一生,退休以後再出版。錢先生不會,他不停地備課,很用心。”

  出版:

  大師有疏誤老編審糾錯

  《中國文學史》講稿此後在《深圳商報》進行了連載,“葉老是個老派文人,活在過去時代,有作品發表,他也認為第一時間應該給紙媒。”劉悠揚説。連載進行了約50期,每期一千多字,總共發表了書稿的一半左右,這對葉龍來説如同完成了一樁人生大事。

  其間,葉老又獲意外之喜。華夏盛軒圖書副總編輯張萬文回憶道,2014年3月底,他陪作家阿來到廣州領獎,後來參加一個朋友飯局,席間得知《深圳商報》正在連載錢穆的《中國文學史》,立刻決定要出這本書,“太好了,我們要馬上聯繫葉先生。”

  張萬文打通了葉龍的電話,老先生聽説出版意向後,特別激動。葉龍隨後分三批交付整理稿,稿紙謄寫,繁體豎排,全是他一筆一畫寫的。書稿整理、校訂歷時一年多,幾位老編審、學者更被請來給錢穆挑錯。

  胡雙寶是北京大學出版社資深編審,今年84歲。“錢先生對於所講的問題爛熟於心,但難免臨時有一些疏誤。”他説,而且記錄人的記錄、按語也有一些錯誤。比如《第八篇 楚辭(上)》,裏面講“二南”時,提到陳國的位置。原稿寫的是“桐柏山的東南方即陳國”。胡雙寶審稿後提出位置有誤,正確的説法應該是“桐柏山的北面即陳國”,並給出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為證,還親自為這一條做了註釋。

  學界:

  個性文學史如今難再現

  《中國文學史》個性十足,讓今天的學者感嘆這樣的文學史已難再現。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説,他不欣賞思想上大一統或追求發行量的通用教材,而更喜歡錢穆這樣“自作主張”的文學史。“在我看來,每個從事文學研究的好的學者,都應該在心中或口頭有一部自己的文學史。”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駱玉明認為,《中國文學史》簡單的寥寥數語,詳盡的則細細考論,對均衡不甚講究。“作為學生的課堂筆記,誤聽、漏記也總是難免。要是拿專著的標準來衡量,會覺得有很多不習慣的地方。”他認為,但筆錄有筆錄的好處,老師在課堂上興到之處,常常會冒出“奇談妙論”,見性情而有趣味。

  在學界看來,該書並不是理想的“文學史”,並沒有嚴謹到可用作教科書,但好處恰恰在於它活潑、親切,可以作為導讀、助讀,點燃許多人對中國文學的興趣。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張伯偉更是直言不諱,現如今,滿目都是正襟危坐的文學史,這種有個性的文學史倒是越來越少了。

  連結

  錢穆(1895—1990):字賓四,江蘇無錫人。先後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任教。1949年遷居香港。創辦新亞書院,任院長。1966年移居臺北。1990年逝世于臺灣。其重要作品包括《國學概論》《國史大鋼》《中國文化史導論》等。

[責任編輯:楊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