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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漢語詞典》主編:《康熙字典》錯誤達兩萬條

時間:2014年09月15日 14:41 來源:濟南日報 字號:       轉發 列印

  最近有兩則新聞與《康熙字典》有關。2013年8月,一檔漢字書寫比賽節目《中國漢字聽寫大會》登陸央視。因形式新穎,又邀眾多語言文字專家擔任裁判和解説,因此號稱“正掀起一股全民漢字文化熱潮”,這股熱潮一直持續到如今。但隨著節目的進行,相關質疑也隨之而來,例如有專家認為該比賽設置生僻字太多,有些甚至連專家都喊難。更有學校為了參加比賽,竟讓學生背《康熙字典》迎戰。與此同時,另一則消息則是中華書局出版的《康熙字典》常年保持年銷售量6000冊,但《現代漢語詞典》主編韓敬體提醒讀者説,《康熙字典》的錯誤有兩萬條之多,過度追捧《康熙字典》,顯示出人們對古文字的盲目崇拜和盲目跟風。《康熙字典》在現代還有何意義?對於古文字,人們應該持什麼態度?近日,記者採訪了古漢語研究專家、山東大學教授吉發涵先生。

  《康熙字典》是第一部以“字典”命名的漢字辭書;發現錯誤糾正錯誤得皇帝批准

  《康熙字典》是皇帝下令,集朝廷之力編寫的一部字典。當時聚集了文華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張玉書、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陳廷敬等30多位學者,歷時六年編纂完成。吉發涵介紹,《康熙字典》是第一部以“字典”命名的漢字辭書。“‘典’字在古代不可亂用,是指可以作為標準的書籍。”而《康熙字典》是奉皇帝聖旨編纂,其規制超過了自《説文解字》誕生以來1000餘年以來的字書。《康熙字典》出版發行以後,成為當時最權威的字書,被趕考學子奉為圭臬,其字形、字音、字義成為標準。但在使用的過程中,人們也逐漸發現《康熙字典》存在不少錯誤。“但由於是根據皇帝旨意編寫,因此要發現錯誤糾正錯誤還得皇帝批准。”

  《康熙字典》成書100多年後的道光年間,乾嘉學派學者王引之奉旨勘訂《康熙字典》訛誤,撰成《字典考證》,共糾正其錯誤2000余條。近代日本學者渡部溫重新校訂《康熙字典》,共發現4000余條錯誤,“其中大部分和王引之的發現重復”。

  之前網上有專家給《康熙字典》挑出2萬餘條錯誤,吉發涵坦言,因為對錯誤的定義不同,可能最後歸納的數量會有不同。《康熙字典》的錯誤歸納起來,可以分為以下幾類:一是引文錯誤。“《康熙字典》的一大優點是每字每義下基本都有引文,其中大部分更是引自權威性書籍的最初出處。”引文中就出現了書目或篇名錯誤、斷句錯誤等。二是釋義錯誤。漢字隸變之後,已經不再是甲骨文的形體面貌,偏旁部首及字體結構發生變化,作為沒見過甲骨文的張玉書、陳廷敬等人,有些字義難免解釋有誤。三是注音錯誤。《康熙字典》的注音系統有其自身優點,“採用了反切法,其字音先引《廣韻》,再引《集韻》等其他注音的書籍,隨後採用直音法,用同音字標注。”吉發涵介紹,直音法給不會用切音法的人提供了方便,但有時其直音字更複雜,更不好認。“因為編纂圖書的學者來自不同地方,有時《康熙字典》中還出現了把方音當成標準音的現象。”四是字形錯誤,可能是由於印刷等原因造成。

  吉發涵表示,《康熙字典》集30多位學者之力,是集體創作的成果,而學者之間難免水準參差不齊;而且6年的時間編纂一本收錄了4.7萬餘字的字典,速度不可謂不快,有所漏洞也在意料之中。

  不僅在中國,在整個漢文化圈,《康熙字典》自誕生以來,就成為最權威、影響最大的字書;在平時工作、生活中,《康熙字典》並不是首選

  對於吉發涵等研究古代漢語的學者來説,《康熙字典》是案頭必備的工具書。是閱讀古籍、整理古文獻、從事古文化研究的“我昨天還用了《康熙字典》呢。”吉發涵介紹,本學期他將為山東大學的學子們講解楚辭,第一節課《離騷》中有一句“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瓊爢以為粻”,其中“爢”字非常少見,“這種情況首先想到的就是查《康熙字典》,如果沒有再查別的字書。”

  不僅在中國,在整個漢文化圈,從《康熙字典》誕生以來,就成為最權威、影響最大的字書,要想學漢字、研究漢學,《康熙字典》是必不可少的。

  但吉發涵同時建議,在平時工作、生活中,《康熙字典》並不是首選,“現在很多工具書都比《康熙字典》方便,更準確。”

  雖然有前人給《康熙字典》挑出不少錯誤,但現在很多版本仍舊延續原版,沒有做出改正,只是在排版、檢索等方面更適合現代人閱讀。“也有版本附上了王引之的勘誤。”近年來出版的《漢語大字典》等字書,體例更嚴格,收錄漢字更多,其中的錯誤也更少,但《康熙字典》仍舊有其市場。“主要是《康熙字典》使用方便,不像《漢語大字典》等書籍,動輒好幾本;第二相對來説《康熙字典》也更便宜。”

  漢字是最有系統性、最理性的一種文字;不光是從事古代漢語、古代文學的人需要掌握繁體字,普通人也應該認識繁體字

  從去年河南衛視播出的《漢字英雄》,到央視的《中國漢字聽寫大會》,到河北衛視的《中華好詩詞》,再到今年央視的《中國成語大會》,這些都引起人們的關注,掀起一股“漢字熱”。“從甲骨文、小篆、隸書到楷書,漢字的發展一脈相承。”吉發涵教授解釋,漢字是最有系統性、最理性的一種文字,體現在偏旁與其字形字義的聯繫上。以前,一些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就提出了簡化漢字乃至廢除漢字、改行拉丁化文字的主張,比如大家熟悉的胡適、魯迅、錢玄同、瞿秋白等人,魯迅更是提出了“漢字不滅,中國必亡”的説法。新中國成立後,為了文化普及,正式推行漢字簡化的政策。“要想真正了解中國的歷史、文化,不能越過繁體字。我同意任繼愈先生提出的‘用簡識繁’的主張。”

  吉發涵認為,不光是從事古代漢語、古代文學的人需要掌握繁體字,普通人也應該認識繁體字。

  吉發涵教授解釋,簡化後的漢字,一些偏旁部首都進行了簡化歸併,失去了其表意的作用。“《説文解字》共有540個部首,到了《康熙字典》是214個部首,而在《漢語大字典》中剩下200個部首。”部首的合併也帶來一些問題,“如‘對’、‘雙’、‘難’都是‘又’字旁,其實這三者毫無關係。”吉發涵舉例,繁體字“雙”寫作“雙”,“就是一隻手抓住了兩隻鳥,多麼形象。”還有一些與古漢字發生歧義,鬧出一些誤解。太后被寫作“太後”,殊不知“後”只用於前後一義;“十裏”的“裏”也只用於裏外之義。錢鍾書經常被寫作“錢鐘書”,而“鍾”是中國古代的一種量器;鐘的繁體為鐘。特別是一些姓氏,如肖和蕭,不少人將蕭簡化為肖,其實兩個姓氏其起源是不同的。

  任繼愈先生建議,在編寫的中小學語文教材中,遇到簡體與繁體發生歧義的字時,簡化字旁用括弧注出該繁體字,老師不專門講解,也不列入學生考核範圍。“我認為這樣很好,在潛移默化中讓學生受到熏陶。” □本報記者陳煒敏

[責任編輯:楊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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