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700萬字《杜甫全集校注》出版 附年譜簡編

　　歷時36年，近700萬字《杜甫全集校注》出版

　　《杜甫全集校注》收錄杜甫的全部作品(二十卷詩、二卷文賦)，每首詩(文)又分題解、註釋、集評、備考、校記。以《宋本杜工部集》為底本，校以十四種宋元刻本及明抄本《新定杜工部古詩近體詩先後並解》，又以《太平禦覽》等參校。附年譜簡編、傳記序跋選錄、諸家咏杜、諸家論杜、重要杜集評注本簡介。《杜甫全集校注》是全面整理杜甫詩集的集大成成果，其出版對於杜詩研究，唐詩研究乃至古典文學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價值。

　　《杜甫全集校注》初讀記

　　陳尚君(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蕭滌非先生與杜詩校注

　　蕭滌非先生(1906－1991年)早年研究漢魏樂府，中年後專治杜甫，1956年出版《杜甫研究》二冊，上冊通論，研究杜甫生平和詩歌的思想藝術成就，下冊詩選，對杜甫代表詩歌200多首作詳盡的註釋解讀，是古典詩歌選本之典範，也因此奠定了蕭氏在杜詩研究領域的地位。《校注》的設想從1976年提出，1978年立項，隨即展開工作。在蕭先生指導下，校注組在研讀杜詩的同時，一是檢閱元、明以還諸家別集、詩話、筆記、叢談、雜著等書，摘錄有關杜詩資料，力求其全，分門別類加以整理，以備檢索；二是廣事蒐求海內外杜詩版本、注本，歷時6年，得以大備。同時，校注組還沿著杜甫當年的行跡，赴山東、河南、陜西、甘肅、四川、重慶、湖北、湖南等地，對照杜詩，作實地考察。將全書設想、體例印發全國有關專家徵詢意見，並於1984年試印樣稿，到杜甫故里召開樣稿審訂討論會，達成共識。經歷上世紀80年代的努力，就在全書進程過半之際，因主編去世，合作諸人因分工、進退等分歧，致使編纂工作停頓了近20年之久。我雖然對具體內情不甚了解，但知道的是2009年山東大學徐顯明校長推動重啟編修，學校成立此書工作協調領導小組，提供經費和人力支援，方得完成。全書出版時署名：“主編蕭滌非，全書終審統稿張忠綱，副主編廖仲安、張忠綱、鄭慶篤、焦裕銀、李華。”顯得很特別，體現了對歷史的尊重，和對實際責任人所付出的艱辛勞動的尊重。張忠綱教授今年75歲，在老師去世20多年後，終於能完成老師未竟的事業。他在《統稿後記》中用“余生也有幸”表達自己的心情，他的努力值得尊敬。

　　《校注》之後的杜甫研究展望

　　由於杜甫詩歌之博大精妙，歷代研究之汗牛充棟，杜集不可能如其他著作那樣地採取會校會注會評的體例，將各家見解全部包羅無遺，只能選取最重要的創見，當然不免會因讀者之閱讀需求和學術立場不同而會有不同認識。我也無意強作解人，僅想在此期待，因為本書的出版，將千年以來杜甫研究的主要見解陳列出來，今後的研究應以本書為起點，將杜甫研究提升到新的高度。

　　就我所知，就在本書定稿期間，清華大學謝思煒教授完成《杜甫集校注》，即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日本京都大學興膳宏教授近年組織讀杜會，有志將吉川先生中輟的《杜甫詩注》全書完成。由齋藤茂、下定雅弘、芳村弘道等教授共同承擔的杜詩全譯工程，預計將於明年截稿。這些工作與本書一起，會引起一段時間內杜甫研究的熱點。

　　《杜甫全集校注》應該會帶動有關杜甫的一些新的學術編纂。為體例所限，此書以清末以前箋杜著作之總結為主，近代以來的學術見解僅採納很少一部分，海外的研究基本沒有採及。這些都有待作新的總結。

　　近代以來因為敦煌遺書、域外善本和出土墓誌的大量發現，為唐代文史研究帶來全新的氣象。本書有部分的採據，如前雲《韋濟墓誌》的利用即為一例。有些已知還沒有在校注中予以表達。如洛陽近年出土《鄭虔墓誌》載其卒于乾元二年(759)九月，比前人根據杜甫《哭臺州鄭司戶蘇少監》所定廣德二年(764)要早5年，當然會引起一系列詩作編年的重新確定。張忠綱《統稿後記》已注意及此，認為《所思》原注“得臺州鄭司戶消息”，當然應該寫于鄭虔生前，不會如舊説繫於上元二年(761)。然而問題在於當時諸人天各一方，杜甫得到鄭虔消息的時間很難確定，可能在當年，也可能在幾年後。因鄭虔還牽扯到蘇源明，杜甫最好的兩位朋友應為同一年去世，但蘇又似乎在鄭去世後兩年還因代宗即位而改名。存疑而保留舊説，不失為慎重的處理。

　　即便如杜甫這樣研究得相當徹底的作家，無論其生平和作品都還有許多問題有待澄清，比如他的早年經歷，他的母系親屬，其妻楊氏的家族情況，晚年離蜀後曲折行蹤的原因，都還有待深究。近代以來出土唐代墓誌近萬品，不少與杜甫的交遊有涉，也有待梳理。我在30年前曾撰文《杜甫為郎離蜀考》，將杜甫入嚴武幕府任節度參謀和授檢校工部員外郎分開來解説，認為欲入朝而離蜀，因為生病滯留峽中而改變行程。當年張忠綱先生曾撰文商榷，我們因此而相識結交，但學術見解都沒有妥協。我認為，《去蜀》“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世事已黃髮，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不必淚長流”，若作于離蜀初，似乎杜甫當時就有入湘的準備，無法解釋一路之猶豫徬徨，似應在入湘後作。這當然僅屬一家之言，舉此説明杜詩的編年其實還有許多再斟酌的空間。其他大者如李杜齊名的形成過程，杜甫在中晚唐詩壇的影響，杜甫詩歌的典範意義，杜甫與中古詩歌的轉型，杜甫與宋詩風格之形成，小者如杜甫詩中所涉名物制度，語詞解讀，句型變化，詩律通變，與杜甫相關之人物命運，杜甫所見之山川地理，杜甫所涉之大小雜事，都還有很大開拓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