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民間志願者開展口述史 記錄城市、群體記憶

　　很多老佛山建築背後的故事已被人們遺忘 記者 陳文筆 攝

　　每到週六週日，佛山老城區裏，一群扛著錄影機、照相機的年輕人便出現在大街小巷，和老街坊們拉家常、聊老房子，回憶過去。記者 毛亞美

　　同時，一批關注外來工的志願者和社工們，也在走訪工傷和“老漂”等外來群體，努力用文字和影像將這些游離在城市邊緣的人拉入視野之中。

　　這些志願者和社工組織，都在試圖用口述史的方式，為後人留下一個城市或一個群體的印跡。

　　口述史是一種蒐集和使用口頭史料來研究歷史的方法，利用口述史從事文化公益是現代公益的重要主題。近幾年來，在廣佛地區出現了不少民間志願者組織開展口述史類的文化公益項目。

　　口述一座城：

　　記錄一個城市的記憶

　　和記者初次見面時，姚遠遞來一張很別致的名片：一個嶺南建築的弧形輪廓，中間有個方形的小孔。他説：“這是一扇窗戶，希望大家能通過我們了解這個城市的歷史和文化。”

　　光頭、戴眼鏡的姚遠是一個名為“佛山口述史小組”志願者團隊的負責人。這個祖籍蘇州的新佛山人酷愛攝影藝術和嶺南本土文化，7年前在朋友介紹下，成為“佛山民間文化志願者團隊”的一員。

　　姚遠在2010年特別感受到保留傳統民間文化的緊迫性，那一年，佛山開始“佛山名鎮”項目。在這場佛山史上規模最龐大的舊城改造中，越來越多的推土機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街道和建築正在消失，這讓他感到“再不抓緊記錄，就真的來不及了”。

　　2011年5月，經過多次研判和商討，姚遠帶頭召集了七八個志願者組織了一支名為“筷子路、昇平路街區口述歷史項目小組”，希望用口述史的方式挽救那些滿載歷史的街道和建築。

　　其實早在2008年初，姚遠就已經有了類似的行動。那一年，禪城東華里開始拆遷，姚遠想拍一部相關的紀錄片，於是利用週末時間，叫上幾個夥伴，跑到街巷弄堂裏面，訪問當地的居民，拍下他們的日常生活。但這次經歷並不成功，“當時大家只是四處走了走，拍了一兩部短片就散了，很難有整體的了解和更深的反思”。那時他還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做的就是口述史。

　　等到筷子路、昇平路街區口述歷史項目啟動之後，一位畢業于中山大學歷史系、曾經擔任學校口述史協會會長的志願者加入了團隊，讓姚遠開始從專業理論的視角關注口述史。隨後一名中山大學的人類學博士也加入了這個團隊。

　　“團隊開始帶著問題意識，根據相關知識，有目的地走訪和拍攝。”姚遠説，這種轉變對後來正式命名為“佛山口述史小組”的團隊有很大影響。

　　在團隊的簡介中，“佛山口述史小組”被描述為“一群來自各行各業的普通市民，以口述史的方式來記錄舊城的人與事，希望可以透過我們的雙眼、我們的文字，留下更多關於這個城市，這些老街巷中人們的生活、情感、記憶，普通的，帶著溫度，連著血脈，一代又一代常人的經歷”。

　　他們的鏡頭關注的不僅僅是那些被拆遷的房屋，而是建築背後，與城市和家族有關的歷史與情感。

　　在從事文化保育志願活動8年的時間裏，最讓姚遠感到可惜的是去年被拆掉的崇德醫院。這家民國時期建造的産科醫院是眾多老佛山人的出生地，而姚遠在查閱了大量的資料之後發現，醫院的創始人梁心曾經資助過十九路軍，並寫下多本抗戰著作，但這些故事在佛山當地的歷史文獻中都沒有記載，“我把這些事情告訴了他的孫子孫女，他們也開始追溯自己家族的歷史，才知道自己的祖先做了這麼多事情，他們的家族曾經與這個城市和國家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這段歷史是這麼獨特。”如今，崇德醫院原有主體部分已經被拆除，只剩下了家屬樓，這讓姚遠感到十分難過。

　　團隊的另一個骨幹隊員阿傑也遇到過這樣的故事。有一次，他路過一片拆遷區，一戶人家在最後關門的那一刻，對他講述了這棟老房子的故事。

　　“他們一家人從1935年起就住在這裡。爺爺是一家蔡李佛拳館的副館長，一家三代人都習武。我走到那棟馬上要被拆掉的房子裏一看，地板上都是練功踩出來的一個個洞，這都是幾十年的足跡和記憶啊！”阿傑説，如果不是親眼看到這個場景，他無法感受到這些消失的建築和街道背後的那種親情、人情以及對家園的固守之情。

　　“我們做的事情很多人都覺得沒必要，但若干年之後會發現我們曾經保留了這麼多的東西，是有意義的。城市如何更新發展、社會的車輪如何前進，我們阻止不了，我們能做的只是把這些回憶記錄下來，留給後人。”

　　口述一群人：

　　記錄一個群體的故事

　　在位於禪城區祖廟路18號銳華大廈9層的一間簡陋的辦公室裏，電話聲此起彼伏。何曉波和兩個社工一邊接待一名過來商量官司的工友，一邊忙著接聽從各地打來的諮詢電話。

　　這裡是南飛雁社會工作服務中心，作為關注外來工維權的公益機構的負責人，多年來何曉波接觸到了大量外來人群遭遇工傷的故事。這讓他産生了為這群背井離鄉、辛苦打拼的人們做一部口述史的念頭。

　　念頭的産生源於一個塵肺病患者。2009年，一位從貴州來佛山打工的外來工找到了何曉波。他因為患有塵肺病，一直和工廠打官司。兩年之後，他在佛山的醫院裏去世了。在幫忙處理喪事時，何曉波了解到，這個外來工15年前就來到佛山，家裏四個孩子一直沒有照顧過，和他的關係很生疏。

　　這件事對何曉波的震動很大。“從工人和企業雙方來看，這麼多年雙方一直在進行拉鋸戰，到最後工人沒能保住命，企業也賠了金錢和聲譽，是一個雙輸的局面。”

　　之後更多的個案讓他強烈地感覺到，這些遭遇工傷的外來工是一個值得思考的群體。

　　在香港和深圳，一些公益組織也做過工傷口述史，但何曉波認為，之前的工傷口述史立場過於偏激，“只是單純地抨擊企業的無良，但這個問題背後還涉及國家政策、社會觀念等諸多原因”。他認為，應該站在更中立、更宏觀的視野來分析這個問題。

　　從2012年起，何曉波開始著手準備這項工作。他的計劃是訪問病人、家屬、工廠、政府機構等不同方面的人物，最後以文字和圖片的方式呈現出來。

　　如今，他越來越感到了時間的緊迫，“很多外來工拿到賠償就回老家了，有的甚至就在醫院去世了，不抓緊做就很可惜了。”

　　除了工傷群體，南飛雁社會工作服務中心還在推動一個針對外來工社區居民的口述史項目。

　　推動廣泛參與：

　　每個人都是口述史作者

　　在姚遠看來，他們現在所做的事情是“重現歷史現場，保存城市記憶”，而未來他們的任務則是“教會更多的人整理家族的歷史和記憶”。

　　姚遠一直記得，在一個攝影技術交流群裏，一個小夥子有天突然説，你們要是有時間，就拿著照相機對著自己的爺爺奶奶，你會發現這些太重要了。我的爺爺剛剛去世了，我在他臨死前拍的東西是他唯一的影像，家裏人一邊哭一邊説，你怎麼不早拍呢？

　　這對姚遠的觸動很大。現在他將每一次的拍攝和訪問都當做是最後的一次，也會告訴更多的人去做這件事。有一次，他和幾個學生一起到黃埔軍校做抗戰老兵的口述史，結束後一個女孩就哭著説：“我的爺爺也是一個抗戰老兵，現在已經失去了記憶，而且很固執，我覺得很傷心，之前沒有對他進行更多的記錄。”姚遠就告訴她，沒必要非要等我們有了專業的器材才去做這件事，哪怕用手機拍出他生氣的狀態，也會展現他的個性和過去的經歷。

　　這與廣東省千禾社區公益基金會秘書長胡小軍的觀點不謀而合：“文化保護力量最終落腳點，不是束之高閣，而是要推動公眾廣泛關注及自主參與。”他希望從事口述史的公益組織可以將收集整理而來的史料，讓當地公眾有效認知和了解，“文化保育最終是為了傳承，公眾傳播才是最終歸宿”。

　　而何曉波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參與到工傷口述史的項目中來。但由於缺乏資金支援和人員不足的問題，該項目一直未能順利推進，“畢竟這是一個比較敏感和邊緣的群體，還需要整個社會慢慢轉變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