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趙大年談《甄嬛傳》：有點像《紅樓夢》(圖)

　　趙大年如今在電腦上碼字，總要戴上一種特殊的放大鏡。本報記者 方非攝

　　敲門聲越來越響，作家趙大年的家門就是死活不開。仔細辨聽，門縫裏擠出來的竟是激烈的球賽聲響。打電話過去，這才有人來開門。83歲的趙大年哈哈大笑著邊道歉邊解釋：“我是個超級球迷。”此時，屋裏的鸚鵡也跟著叫起來，就像是故意湊熱鬧。愛娛樂、愛生活、愛抽煙、愛思考，這位老北京滿族作家的幽默、直率和尖銳，就這樣撲面而來。

　　堅決要跟電影“離婚”

　　“我是寫電影起家的。”提起自己的寫作人生，趙大年老實交待。

　　趙大年真正開始寫電影劇本時已是45歲，在此之前，熱愛文學的他曾發表過小説。説起來，他投身電影劇本創作，其實是個無奈的決定。1957年“反右”，趙大年被“批判”，一度被禁止發表作品，耽誤了不少時間。後來終於重新拿起筆來，他決定走一條捷徑：“一部電影可以有一千萬觀眾，而一部小説就算印1萬冊，每本有10個讀者，也才有10萬讀者。”

　　上世紀70年代初，趙大年是北京市農機局有名的筆桿子，局裏給他下了個任務，讓他寫一個宣傳農業機械化的電影劇本。趙大年當真寫了一個劇本，名為《綠地坡》，算是自己的電影處女作。劇本報送到國務院農機領導小組，沒想到被批給了新聞電影製片廠拍攝。後來趙大年才弄明白，因為自己在劇本裏寫了太多農機技術的知識，人家拿這當科教紀錄片了。

　　趙大年索性重新修改了劇本，人物故事加強了，技術知識作為背景。修改後的劇本以農機局的名義，“一稿多投”給全國7家電影製片廠，結果有三家製片廠拍來電報，決定要拍攝這部電影。“當時我正在技工學校講課，峨眉電影製片廠來人了，一輛吉普車把我接走了。”1977年底，趙大年寫的第一部電影正式投拍。

　　由趙大年編劇的《琴童》《車水馬龍》《當代人》等電影，都曾在全國引起轟動。可到了1983年，他卻突然做出一個驚人的決定：跟電影“離婚”。當時，他為瀟湘電影製片廠寫了一個劇本《晚霞》，參與審查劇本的竟然有42個人，連掌管財務的副廠長都有一票否決權。趙大年説，這個劇本改了一年，被提了不下百條意見，改來改去，越改越糟。

　　在他看來，劇本修改的過程，就是把棱角通通磨平。“本來可能是麻辣燙，可能有酸有甜，現在弄成了一杯溫吞水。”趙大年感嘆，文藝創作就怕管得太多，“我不是不要婆婆，我要一個婆婆，但我不要四十多個婆婆。”從那時起，他斷然決定不再寫電影，還是回去乾老本行——寫小説。

　　驚嘆《甄嬛傳》寫得深

　　“要説寫京味小説，我不行。”19歲時，趙大年就曾發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説。在漫長的創作生涯中，他曾寫過長篇小説《大撤退》《九重天》《女戰俘的遭遇》，以及中篇小説《公主的女兒》等。很多讀者把這位北京土生土長的作家稱為“京味作家”，可他自己卻謙虛地一再把褒獎之辭，統統送給了朋友。

　　京味作家當中，趙大年最欣賞的是與他同歲的鄧友梅。他認為，鄧友梅是老舍之後寫得最好的京味作家，他的《那五》《煙壺》等作品，都是難得的京味文學佳作。為了推介這位老友的作品，趙大年可謂不遺餘力。前段時間，他還一邊頭上戴著放大鏡，一邊在電腦上費力地敲字，專門寫出了一篇談鄧友梅創作的散文。

　　趙大年認為：“老舍先生的作品主要是老北京，這不能把我們局限住，我們要寫今天的北京，否則京味文學就斷了。”趙大年向來很推崇王朔的作品，“王朔寫的小説，口語運用得非常好，連書名都是口語。”他還仔細琢磨過，王朔和老舍其實有一些暗通的東西，比如兩人都不寫大人物，王朔筆下連個支部書記都沒有，老舍寫的也都是城市平民。

　　至於近年來的京味創作，一部大紅大紫的電視劇《甄嬛傳》引起了趙大年的注意。“它有點像《紅樓夢》，沒有大場面，都是生活中的細節，但是這些細節細細琢磨，也是驚心動魄的。”當趙大年聽説這部作品出自一位年輕作家之手，他十分驚訝：“寫後宮生活的作品不少，但這部寫得那麼細、那麼深，她怎麼能知道這麼多？”

　　作家當官不利於文學創作

　　在文壇，趙大年以説真話而著稱。年輕時，他曾為此吃過苦頭，如今，這點秉性還是沒改。

　　談起當前的文學創作，趙大年説話毫不客氣。他提到了作家劉恒，“他寫過《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那是一部非常好的小説。但他到了這個年齡，還大刀闊斧地在各方面嘗試，改編電影、寫話劇。”趙大年認為，“他沒有自覺地意識到自己真正的長處在哪。”

　　更讓趙大年感到遺憾的是，他發現越來越多的作家已經不再傾心於文學創作，而是改走其他道路，特別是正處於創作旺盛期的中青年作家，一旦出名就去當官，已經成了文壇很普遍的現象。他批評説：“我有幾個朋友都是從北京作協出去，到中國作協當官，大家曾經開玩笑説，中國作協是‘北京作協中國分會’。”

　　在趙大年看來，造成這一問題的根源，與當前文學的體制化環境有關。“中青年作家上有老下有小，為了住房、待遇，很容易就去當官，可是房子解決了，待遇解決了，作品呢？作家呢？卻沒了。”趙大年感嘆，作家一旦當官，連思維方式都會受影響，“文學是形象思維，當官就要變成邏輯思維。開會念的文章都是以理服人，但是文學作品是以情動人的。”

　　在趙大年看來，當前文學界為作家定級的事情也很不可思議，是一件很荒謬的事。畢竟，作家水準高低要憑作品説話，可文學作品卻是難以定級的。“《水滸傳》是什麼級？《紅樓夢》是什麼級？”他反問，情緒竟然有些激動了。　本報記者 路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