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濤新作研究梁思成 結合建築史、社會史引熱議

　　青年學者朱濤的新書《梁思成與他的時代》近日由廣西師大理想國出版。在這本建築學思想理論著作中，朱濤以梁思成自上個世紀50年代起寫的思想檢查為主要線索，試圖通過一個人來審視那個時代建築學領域知識分子的命運與思考。朱濤表示，他在寫作中立足當代問題回溯歷史，以梁思成為代表將建國後的建築史與社會史聯繫起來。朱濤的這種研究方式引起了學界同仁的熱議。

　　京華時報記者田超

　　□創作過程

　　研究當代問題需要回溯歷史

　　《梁思成與他的時代》是一本建築學思想理論著作，作者朱濤是香港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在進行建築實踐的同時，他還通過寫作探討當代中國建築和城市問題，本書的各章節也曾作為一系列單篇論文在《Domus國際中文版》和《時代建築》上連載發表。

　　在創作過程中，朱濤稱用了一種“倒褪魚鱗”的方式。他説：“我想立足當代的問題回溯歷史，它到底是怎麼發生的，它們以何種方式影響到今天？”談到對當下中國建築問題的思考，朱濤説：“大家看看全國上下，一二三線城市到縣城，甚至到小鎮，大家都在瘋狂地圈地，修建龐大的沒有館藏的博物館，沒有演出的歌劇院等，有一批批非理性的建築生産活動在全國發生。”

　　在朱濤看來，現在城鎮化建設讓很多農村人口進入了城市，這種大規模的開發可能會導致出現一些問題，比如調動資源修建少數地標式建築，而忽略保障民生和社會運轉的社會基礎設施，這應該值得思考。

　　建築史與社會史研究相結合

　　在研究過程中，朱濤把上世紀50年代末的“國慶十大建築”和當時的社會時代背景聯繫起來，他認為這種把建築史和社會史相結合的研究方式，在以往的建築學著作中並不多見。“我們觀察建築，通常覺得這個建築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一堆物質的軀殼。更進一步説，這個建築有風格，有形式審美，但是它沒有社會歷史，它脫離當時的歷史狀況。”

　　在查閱史料和採訪過程中，朱濤接觸到一大批老建築師，他發現很多建築師當時並不了解那個時候的社會狀況。他説：“實際上到現在沒有一部關於十大建築的深入的建築案例分析，怎麼設計、怎麼施工、存在哪些技術問題？另外一個更大的問題是，沒有任何一個歷史學家把當時的社會史和建築史放在一起，這兩個知識鴻溝那麼大，以至於讓我們懷疑他們是不是在講同一個時代。”

　　朱濤認為，中國的城市化項目亟須一系列評估工作，其中，中國建築史寫作與中國社會史寫作之間建立起緊密聯繫是必要的。“歷史寫作並不能為我們面臨的緊迫問題提供具體答案，也不會幫我們預測未來，但深入的中國現代建築史研究可以幫助我們挖掘集體健忘症的根源、挑戰和擊破神話，可以幫助我們清晰地認識中國在努力尋求現代化進程中，建築師如何與社會、文化、政治持續互動，如何一路走過來的。”

　　以梁思成的思想檢查為線索

　　帶著這種把社會史與建築史相結合的研究態度，朱濤找到了中國現代建築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梁思成。過去3年時間裏，朱濤通過各種渠道，陸續蒐集到一批梁思成在1949-1959年間寫的思想檢討，從這些新史料入手試圖探尋梁思成的心路歷程，也試圖探討中國當代建築發展與社會政治之間的關係。

　　“以梁思成的思想檢查為中心線索”，朱濤自稱這是他在研究方法上的一個大創新。他説：“通常建築史研究，是以建築案例或者建築師正式發表的文章為線索，我是用思想檢查。”朱濤從1951年梁思成寫的《我為誰服務了二十年》為入口，發現梁先生的思想檢查寫得非常全面，回顧反省了三四十年代的工作。因此，朱濤又重新去挖掘梁思成在三四十年代的經歷和思考。

　　在研究過程中，朱濤發現學界對梁思成、林徽因的研究遠沒有那麼完備，而且存在大量的重復和抄襲。另外，朱濤稱他對二人也有新認識，比如認為林徽因的《論中國建築之幾個特徵》大段借鑒了日本學者伊東忠太的《支那建築史》。不過，朱濤強調，他對梁思成、林徽因在建築學領域的重新認識，沒有貶低梁、林二人的貢獻，“只有分析哪些東西是借鑒別人，你才能搞清楚他們的獨特貢獻在哪，要不然他們永遠是模糊的神話。”

　　□學界觀點

　　朱濤未必真懂梁思成的心

　　朱濤的研究方向和寫作方式引來很多學界同仁的討論，臺灣學者夏鑄九在肯定朱濤拓寬了梁思成研究領域的同時，認為朱濤作為改革開放後出國留學的一代人，並沒有真正讀懂梁思成的內心。

　　有意思的是，夏鑄九寫在本書封底上的推薦語態度，也用了一種特別藝術的方式。他假設自己是梁思成的幽靈對朱濤説：“然而作為一位在改革開放之後留學美國哥大的年輕一代的現代主義的建築史學家，朱濤始終不懂我的心，不懂我的自我批判的用心……你們不理解我對政治與專業結合的真誠赤子之心，可是也不要以你們現在的語境與世界觀眾曲解了我的用心吧？”夏鑄九認為，梁思成1951年、1952年寫的那些文字不是思想檢查。

　　南京大學建築學院副院長趙辰説：“把個人的或者我們説中國近代以來知識分子的命運和他的學術研究，跟整個社會的跌宕起伏過程完全聯繫在一起，是朱濤這本書裏最精彩的部分。這樣就導致當我們看到這本書，你感興趣的是個人嗎？還是感興趣這個社會過程？還是建築的現象？還是社會事件呢？它們本來都是相互關聯的。”

　　中國近代史學者雷頤認為，建築本來跟社會政治就是相互聯繫的，“閱讀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城市、一個地方的建築史，它背後就是一部政治史。”清華大學的周榕教授認為，判斷梁思成那批人道德與否的時候，朱濤應該了解——“首先他們並不知道資訊不對稱的情況，我們不能在五十年以後判斷當時的狀況，也不能由於今天另外一種政治上的判斷來否定或者抹煞他們當年在專業上、藝術上、社會學以及在文明上的貢獻。”

　　□記者觀察

　　研究視角可取觀點切忌主觀

　　一位學術研究者，從什麼樣的視角切入研究是個人的選擇。青年學者朱濤把梁思成的思想檢查作為主線，來探索建築史與社會政治狀況之間的聯繫，進而關照當下實際，這種研究視角是可取的。但是，梁先生的“思想檢查”文章，終究不是學術報告，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也呈現出不同的解讀。

　　把“思想檢查”作為研究對象，這免不了研究者根據相關史料進行推測，朱濤在書中也使用了大量推測性的語言，這就容易造成先入為主的觀點。在細心挖掘史料的過程中，避免當下語境的過度解讀和主觀意識的先入為主，是青年學者在研究過程中應該注意的。

　　廣西師大理想國在該書的宣傳行銷過程中，過於側重對“終結梁思成神話”的渲染。這種宣傳推薦可以短時間內吸引讀者的眼球，但卻不能很好地體現出作者的創作意圖和該書的現實意義。這也間接導致朱濤在新書沙龍中的部分語句，被媒體斷章取義地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