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通詩心的《波斯短歌行》

　　青年時讀郭沫若譯《魯拜集》，頗覺其與我國傳統絕句詩之格調相似，竊憾其翻譯卻以新詩體為之。五十年後之今日，《波斯短歌行》《莪默絕句集譯箋》《莪默絕句百納集》等三部以我國傳統詩體新譯之《魯拜集》由中華書局、華東師大出版社同時推出，此誠《魯拜集》出版史上之大觀，翻譯史上之豐碑，而文化史上之空前盛舉也。其中尤以中華書局出版的鐘錦所譯之《波斯短歌行》，最為精美、典雅、厚重，其特色鮮明，風格別具。約略言之，優長有三：

　　一曰詩、畫、文、藝之文化，交相輝映。《波斯短歌行》其主體為詩，而詩，既有以中國絕句體新譯《魯拜集》之中文詩，又收有費氏結樓于一個半世紀前翻譯《魯拜集》英文詩。且為了配合譯詩，選用了大量珍貴的古波斯細密畫，以畫面展示魯拜集的詩意內涵。為了闡明詩中奧旨，譯者還特為每首詩撰寫了嚴謹、典雅的古文體譯文。書中更有用古代文人才士集句之法，集唐人詩句以譯外域詩歌之作品，題曰“集句”。雖僅從《莪默絕句百納集》中選出譯者所集的代表作十首，然已既可窺見中國傳統詩文藝術樣式之一斑和古代才士藝術娛樂活動之一種，亦可由此展現中國傳詩詞的深度表現力，實乃中華文化豐富內涵的體現，勿可純歸於筆墨遊戲之屬。

　　二曰中外古今之詩心，感發融通。《波斯短歌行》的突出特色和最大貢獻是以中國傳統七言絕句詩體翻譯了波斯11世紀的天文學家、數學家和詩人歐瑪爾·海亞姆之詩集《魯拜集》，該詩集曾被譽為“信仰的歸宿，靈魂的良藥”而風靡世界，其中文譯本頗多。如胡適、郭沫若、聞一多、徐志摩、黃杲炘等，都曾翻譯此書。即以七言絕句體譯本而言，也有黃克孫、眭謙之譯。而鐘錦譯本，特色安在？以愚讀後的感受，概而言之，其一為格律嚴謹；其二為詞語典雅；其三為詩味濃郁；其四為理趣豐饒。因此既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詩的形式特點、語言格調和精神風貌,也展現了魯拜集作為詩歌審美對象的義蘊豐富性。這實際上是一次新的文化對話與交流，是對魯拜集的重新解讀。它為讀者提供了可以與其他譯本相互比照、相互補充的理解魯拜集的新維度。

　　而鐘錦正因葆有一顆善感之詩心，才能既與古人之詩心相感通，又與外域之詩心相感應，以今人作古詩，以中詩譯外詩。於是在不斷突破今古、中外的語境差異中，成此佳構，良可讚也！因此，可以説，此譯本乃是古今中外之詩心相互照耀，相互感發，融會貫通，交相輝映的結晶。正如翻譯家所雲：“翻譯的光芒是混血的光芒”。

　　三曰譯道、箋注之學術，開拓創新。《波斯短歌行》誠然是一個有特色的魯拜集新譯本，但其價值卻並不局限于詩歌和文學，因為它還包含著對一些重要的學術問題探索。首先關於翻譯理論。譯者在譯序中明確闡述了自己對翻譯標準的新見解。其言曰：“譯事之難，曰信與雅可矣，何必曰達？蓋不能達，譯何為哉！而有信與雅，達又豈待言？”又曰：“其難，則信與雅有不得兼也。”這是對嚴復提出的“譯事三難：信、達、雅”的反思。在此基礎上，譯者還提出“奴譯”與“主譯”的辨析。認為“奴譯者，盡意于楮墨之內，步趨原作，矜矜其信”。“主譯者，著意恒在楮墨之外，曲通彼情，有不能必信焉”。由此而竭力主張為“主譯”不為“奴譯”。當“信與雅不得兼”時，“寧喪其信，不失其雅。失其雅則為之奴矣。”並認為“詩之譯，信為最下矣。”為了説明“主譯”的可貴，譯者既把費氏結樓的魯拜集英譯的五個版本全部收入書中，還將費氏兩篇序言和各版註釋全部以古文體譯為中文。這不但是“主譯”論的實例印證，也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其實鐘錦的“主譯”論和他以傳統七言絕句譯魯拜集的“主譯”實踐，其意也並非僅囿于譯，還有著更深沉的文化憂思存焉：“蓋今為之譯者，竟尚奴譯。文辭既為非類奴，情與思亦必為之奴，浸而吾族類且為之奴矣。”而這，正是鐘錦譯《波斯短歌行》、編《莪默絕句百納集》之深意所在。其堅守中華文化主體性的深切情懷，可感可佩！其次關於箋注、關於筆譯、關於集句，鐘錦都提出了許多別開新面的學術見解。此可參閱書中的幾篇序文，此不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