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認養的山西探索

　　不改變所有權，88處文物古建有了保護責任人

　　文物認養的山西探索(人民眼·文物保護利用)

　　引子

　　西海村頭的龍王廟，殿中石像與壁畫栩栩如生。

　　“10年前可不是這般模樣。”回憶起當年龍王廟破敗不堪的情景，時任山西曲沃縣工商聯主席的黃文生感慨不已，“屋檐上的雜草和垂下來的長柳糾纏，院內的物件，凡人力能搬運的難有倖免，連石墩子柱基也被撬走了。”

　　在曲沃縣文物局動員下，黃文生認養龍王廟，成為全縣第一個認養古建築的人，而曲沃也由此成為山西第一個推行文物認養的縣。

　　“不修，有些古建築不出兩三年就會塌了；修，又沒那麼多錢。”幹了近30年文物保護工作，曲沃縣文物局原局長孫永和心直口快，“當年對低級別文物嘗試認養保護，也是不得已的辦法。”

　　我國是文物資源大國，據普查統計，現有不可移動文物近76.7萬處。保護文物功在當代、利在韆鞦。近年來，文物保護經費投入大幅遞增，保護狀況明顯改善。但在一些市縣，財力、人力不足與文物存量大、保護任務重的矛盾依然突出。文物大省山西有不可移動文物53875處，其中列入國家、省、市、縣四級文物保護單位的13405處，其餘也需採取有效措施改善保護狀況。做好文物保護大文章，除了各級黨委、政府支援，還需調動多方積極性。

　　2018年，中辦、國辦印發《關於加強文物保護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見》。這個全面加強新時代文物保護利用改革的重要文件提出：“堅持政府主導、多元投入，調動社會力量參與文物保護利用的積極性。”

　　2017年起，山西省在基層文物保護部門探索實踐的基礎上，推出“文明守望工程”，在不改變文物所有權的前提下，鼓勵和引導社會組織、企業或個人通過出資修繕、認養等方式，參與市縣級文物保護單位和其他不可移動文物的保護利用。3年來，全省88處文物古建被認養。堅持政府主導，著力健全社會參與機制，文物保護利用的動能和潛力正在釋放。

　　緣起“四牌樓”

　　保護層級較低的普通不可移動文物數量龐大，縣級文物部門維護力量薄弱

　　曲沃縣的文物認養，還得從18年前的“四牌樓”修繕説起。

　　這一年，曲沃縣實施城鎮路面拓寬工程，始建於明朝萬曆年間的“四牌樓”成了一塊“攔路石”。最初的方案是直接拆掉，一條馬路筆直通過去。

　　“不能拆！”時任縣文物局局長孫永和提出反對意見。最終，牌樓所在處建了一個交通轉盤，“四牌樓”得以保留。

　　可事還沒完，嶄新的馬路和“破破爛爛”的牌樓放在一起，反差強烈。縣領導將了孫永和一軍：“留是留下了，但你文物局能不能整出個樣子來啊！”

　　孫永和何嘗不想修，可修繕費用需要30萬元，當時對文物局來説委實是筆鉅款。

　　“那時縣財政每年能給文物局的維護經費也就六七萬元。手裏錢少，得先幹要緊的事。”孫永和回憶説。

　　經費不足，是基層文物保護部門普遍面臨的現實問題。“文物保護級別一般分為國家級、省級、市級、縣級，由此形成了金字塔式的分級負責文物保護結構。地方財力相對有限，資金保障則從國家到省到市再到縣逐級遞減，呈現‘倒金字塔形’。特別是位於‘塔底’的保護層級較低的普通不可移動文物數量龐大，縣級文物部門維護力量薄弱。”山西省文物局文物管理處處長白雪冰説，1995年到2005年，山西平均每年的文物保護經費為1000萬元左右，這些資金大都給了國家級、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隨後，投入資金逐年增多。2006年起，中央財政對山西省文物保護的投入增加到每年3億元，省財政增加到1.7億元。與此同時，國家級、省級、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也在不斷擴容，基層文物保護單位依然“喊渴”。

　　如今，已經退休的孫永和送孫子上學，每次都要經過“四牌樓”。精美的木楔結構、雕紋，依然讓他陶醉。修樓的往事，也不時浮現腦海。

　　“那時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想怎麼籌錢修繕。”思來想去，孫永和找到縣長：“我不要你撥款，只要發個文……”一番力陳己見，促成縣裏發出了捐資修繕“四牌樓”的倡議書。

　　全縣機關幹部共捐了16.5萬元，孫永和又發動文物局職工籌集了近5萬元，可還有近10萬元的缺口。

　　“當時，曲沃縣的民營企業已有一定規模。我就琢磨，與其在這等‘接水’解資金之渴，不如插根管子到‘井口’。”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孫永和接觸了幾家企業。當時很多事業蒸蒸日上的民營企業家，聽説要捐款修“四牌樓”，覺得是立德立行的好事，紛紛解囊。

　　“民營企業家也是文物保護的重要力量，加以適當激發，就能生發不小動力。”孫永和萌生在全縣開展文物認領的想法。

　　根據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統計，曲沃境內有526處不可移動文物，其中，列入保護序列的僅有110處，不少文物處於瀕危狀態。孫永和的想法，得到越來越多人的支援，時任曲沃縣人大常委會主任的劉偉就是其中之一。

　　2010年下半年，縣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曲沃縣古建認領保護暫行辦法》。此前到基層調研時，劉偉帶上了不少縣裏的民營企業家。看著一座座明清古建年久失修，大家不勝唏噓。有人當場表態：“我出100萬元，不夠再加。”

　　西海村龍王廟，1985年被公佈為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黃文生記得，他年輕時蹬著自行車跑到縣城外的西海村“耍水”時，龍王廟還是存放糧食的倉庫。彼時，因為有人看管，龍王廟還沒有後來這麼破敗。2011年，孫永和找到黃文生，想請他認領時，他幾乎想都沒想就答應了。

　　“有這錢，幹點什麼不好？”幾個做生意的朋友，見面就調侃黃文生，“老黃，扔了多少錢了？”

　　黃文生本以為投入六七十萬元就夠了，結果追加到300多萬元。但他不後悔：“認養文物就跟領養孩子一樣，不是簽了字、花了錢就行了，還要陪護好。”

　　這次嘗試，讓孫永和等人摸到了“竅門”。“對有認領意願的企業家，最好推薦距離他生活過的地方不遠的文物，這樣容易産生情感共鳴；推薦保護離他企業不遠的文物，能更好對接企業服務社區的需求……”

　　文明的守望

　　社會力量參與文物保護利用新機制在探索中推進

　　20張照片，20張闔影。照片裏的人越來越多，熟悉的面孔卻在慢慢消失。“這一排的老夥計們都走了。”盯著這些照片，70歲的梁明志久久無語。

　　墻面掉皮、屋頂漏水、雜草叢生，未修繕前的成湯廟破敗不堪。梁明志是絳縣橫東村人，對村裏的成湯廟感情很深。當時，成湯廟的使用權歸絳縣糧食局，卻無人負責維修。梁明志看在眼裏，急在心裏。

　　2000年2月，橫東村地裏的綠色剛冒出了頭。“我找來6個人，都是關心成湯廟‘生死’的，有退休回村的老幹部，也有村裏的教師。”幾經商討，他們達成共識——去縣糧食局要回成湯廟的使用權，重新保護起來。

　　那年，梁明志50歲。此後數年，他們一趟趟跑相關部門，找社會人士籌集資金，一心要保住成湯廟。

　　陸續籌到20萬元，成湯廟得以修繕維護。這座始建於元代的古建築，如今一椽一檐仍不失氣魄。屋頂的木雕結構，令眾多參觀者嘆服。

　　隨著年齡越來越大，梁明志無法再像前些年那樣為成湯廟保護奔走。讓他欣慰的是，黨和政府積極探索社會力量參與機制，讓更多像成湯廟這樣的文物“活”了起來。

　　2017年，山西省推出“文明守望工程”，鼓勵社會力量參與文物認養。這份名為《山西省動員社會力量參與文物保護利用“文明守望工程”實施方案》的文件坦陳：“文物自然損毀甚至滅失的危險進一步加大，文物遭破壞、盜掘的問題屢有發生，文物利用不足和利用不當並存。面對繁重的文物保護工作任務和拓展利用的實際需求，僅靠各級政府的投入是遠遠不夠的。”

　　強化政策鼓勵、吸引社會力量參與文物保護利用十分緊迫，並不意味著所有的認養都能被同意、認養後可以“自由發揮”。

　　白雪冰介紹，在事前審查認養主體上，除了登記備案，還要對個人或者企業的社會信譽、經濟實力進行評估。對不能勝任文物保護利用和在文物保護過程中出現重大紕漏的要予以勸退，確保文物利用合理、適度。

　　事中、事後監管也不含糊。山西省2019年出臺《關於加強文物建築認養管理工作的意見》，要求責成專人對已認養文物建築進行回訪，建立認養建築維修保護評估機制，對於正在維修保護的，要加強對施工全過程的檢查，及時發現問題，及時處理；對於確實沒有能力履約的，及時終止認養協議，由縣文物主管部門統籌做好後續保護管理工作。

　　乘著“文明守望工程”東風，2018年，成湯廟被橫東村以村集體名義正式認養。

　　“從地理上看，很多縣級文保單位分佈在村裏。”萬榮縣文物局副局長沈傑偉認為，村級組織是不可忽視的文物認養實施主體。

　　從一縣到全省，從最初的認領到如今的認養，對社會力量參與文物保護利用，認識更加深刻，機制更加健全。“文明守望工程”推行3年來，山西被認養的文物古建築達88處。數量看似不多，但認養主體更加豐富，已從民營企業家擴大到村集體等。

　　萬榮縣北牛池村解氏家廟重修開門那天，72歲的村民解新全眼眶泛淚。重修解氏祠堂，年年都提，可一直有心無力。縣文物部門主動找到府來，問村裏願不願意認養，設計費、監理費可以補貼。

　　解新全和村幹部發動從北牛池走出去的解姓人捐款。“3月動工，8月完工。”修繕一新的外墻上，稷樓夜月、萍池夏雨等浮雕八景別具一格。四合院內的兩側耳房已經布展完畢，解氏名人事跡通過圖文形式在無聲傳遞。

　　政策再完善

　　依法合規適度開展相應的建設或經營活動

　　站在渾源縣縣城，可以望到巍峨的恒山，懸空寺距縣城也只有10分鐘車程。自然與人文交相輝映，渾源縣城散發著獨有的魅力。

　　程錦瑞，渾源土生土長的“80後”，雖然年輕，愛好卻很“古董”。原先在縣城西邊300平方米的門面房裏，堆滿了他的收藏：從當地出土的青銅器的複製品，到渾源古瓷窯的瓷具、瓷骨。

　　時間一長，屋子漸漸放不下他的收藏，想找一個更大的場所，卻一直沒有合適的地方。不知道的是，縣裏也在尋找一個合適的人：麻家大院重修後，需要一個既有情懷又有實力，且會保護利用的人。

　　程錦瑞的公司生産文化産品，免不了和文化口的人打交道。聽説麻家大院在尋求認養主體，他馬上找了過去。“同時和我競爭的還有幾個人，但文物部門最終還是覺得我合適。”程錦瑞嘿嘿一笑。

　　2018年4月，麻家大院終於碰到了那個“懂它”的人。走進這個三進三齣的清代古院落，屋頂雖多是較為常見的單檐硬山頂結構，但完整的東、西跨院組成了標準正方形，且保存較為完好。在這個佔地3300平方米、充滿歷史氣息的古建築裏，程錦瑞分類開闢出6個專門功能的展廳：碑拓館、瓷器館、青銅館等。

　　如今的麻家大院，藏品和古建相映生輝。因為地處縣城，又在旅遊線路上，去年有數千遊客造訪。“很多人是慕名而來，我們不收門票，但有人氣，文化産品銷售也打開了新的一扇窗。”程錦瑞趁熱打鐵，邀請北京的文物專家來此開設講座，山西電視臺的文物類節目也在此舉行。隔三差五的，縣裏的展覽在此舉辦。

　　“不僅讓麻家大院‘活’起來，還要‘火’起來。”程錦瑞最近又在和縣裏溝通，想整治周邊的環境，建個停車場。

　　讓社會力量廣泛參與文物保護，誠如山西省文物局原局長雷建國所言，“要找有情懷的人來認養”。但如何讓情懷持續“保鮮”並不容易。

　　2019年2月15日，《山西省社會力量參與文物保護利用辦法》施行，對不可移動文物認養的範圍、程式、年限、認養人的權利和義務以及認養後的用途作出規定。當年6月，山西省又出臺了支援社會力量參與文物建築認養“十項政策”，“允許認養者在文物建築周邊可利用的發展用地範圍內，依法合規適度開展相應的建設或經營活動”，即是其中一項。

　　路過“四牌樓”，穿過清代交裏橋，一路東行，便是曲沃縣南林交村。村口龍泉寺是一處元朝古建，62歲的文保員高福有緩緩推開門，一聲拉長的“吱呀”聲，仿佛帶人穿越時空隧道。

　　這座古建築背後，是一棵千年銀杏樹，數人合圍才能抱住。再往後走，詩經廣場、德孝園、荷花園、無邪園、唐風園……行走其中，仿佛置身於兩三千年前《詩經》裏的世界。

　　借著全域旅遊的東風，曲沃縣打造了16個景區、300個景點，不少被認養的古建築不再養在深閨人未識。

　　最初認養南林交村的龍泉寺時，村民馮才沒想到縣裏會投資實施山水綜合體開發，“現在，不愁沒人來看。”

　　同樣沒想到的，還有河津市禹王廟認養人曹佔軻。禹王廟，從名字就能看出它的獨特性。黃河在河津段收窄，清代時禹王廟由渡客們籌錢修建。

　　“花300多萬元修好後，我不知道該如何利用，也沒仔細想過。”隨著山西省提出鍛造黃河、長城、太行三大旅遊板塊，沿黃旅遊公路逐步通車，曹佔軻意識到，自己認養的這處古建，位於旅遊公路必經之地，也將迎來新機遇。

　　共識正凝聚

　　全社會參與文物保護的趨勢不會改變，文物認養工作曙光已現

　　文物認養實施以來，以山西不可移動文物的保有量來説，88處的被認養數量遠不算多。與此同時，不少基層文物保護部門，也正面臨新的困惑。

　　對於文物認養，基層文物部門認識不一：有的認為文物認養屬於“看人臉色、求人辦事”，動力不足；有的覺得在工業企業多、財政收入高的縣區容易推行，而貧困縣、農業縣難度就大。

　　“我們現在談認養，對象大多是指這些修復費用上百萬元的古建築。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小型的不可移動文物。如萬榮縣就有碑刻金石14處、牌坊4處、名人墓地34處。”山西省三晉文化研究會金石研究院研究員劉勇建議，“這些文物的修繕成本並不高，有的只需要日常管護。能否擴大認養範圍，讓更多熱心人士參與？”

　　當前，山西各地已經出現了不少致力於文物保護的志願者團隊。但他們並非認養文物，而是更接近於為文物的日常保養提供服務。

　　萬榮縣萬泉鄉，背枕孤峰山，遙望中條山。“光一個萬泉村，就有10處文物，唐朝城墻、烽火臺遺址、文廟、飛雲寺……”一席話下來，萬泉村扶貧工作隊隊長、文物保護志願者李錫堂説服記者進入群聊——一個300多人的志願者微信群。成立志願團隊之初，他們用一週時間把文廟和學校禮堂舊址清理出來，還和附近的小學初中達成協定，定期去作文物保護宣傳講座。

　　也有認養者告訴記者，有關部門出臺的鼓勵認養的文件，在實施細則方面仍有改善空間。“我們村認養資金來自於籌款，但招標後得按照工程款交納城市建設使用稅、增值稅等。認養文物，能不能按照社會捐贈的辦法享受稅收減免？”

　　山西不斷完善相關引導扶持政策，拓寬社會力量參與文物保護利用的內容、方式和途徑。比如，山西文保部門聯合財政、稅務部門等明確規定：認養文物建築的支出，符合公益性捐贈條件的，企業在年度利潤總額12%以內的部分可在計算應納所得額時扣除。針對認養人關於認養時間的顧慮，明確了其可以享有不超過20年的使用權。山西還定期舉行認養古建推介活動。

　　“起步階段難免碰到各種問題，但全社會參與文物保護的趨勢不會改變。”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長趙曙光相信，目前正在推行的文物認養工作曙光已現，“就像文物，時間越久，越顯示出它們的價值。”

　　喬 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