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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著走著,長城成就最美過往

2020年04月26日 11:34:00來源:北京青年報

  雄偉壯麗的萬里長城在古代除禦敵之用,在當時、近現代社會還有防疫的功能。日前記者採訪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工作的長城專家尚珩時,他幾次強調了長城的防疫功能。

  尚珩還有另一個身份——長城小站站長。長城小站成立於1999年,一直致力於長城保護和知識普及,尚珩去年接了站長之職。國家文物局很重視小站的工作,2016年發佈的《中國長城保護報告》“社會力量參與長城保護”章節中點名寫到長城小站,長城小站的公眾號裏更是可以看到一系列的榮譽獎項。

  尚珩出身考古專業,受家學影響,從小就對文史深感興趣。浸淫于長城文化的十幾年,從專業出發的他對長城有了更加冷靜和深入的感悟和思考。

  疫情

  對沿線經濟的損害要遠大於踩踏

  我們都熟知長城的禦敵功能,而歷史上其在防疫方面也曾起到不小作用。

  一道長城,首先可以起到阻隔之用。尚珩舉例,陜北地區曾經狼患氾濫成災,威脅內地,而長城像是面對草原的一道屏障,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草原狼的進犯。

  另外,民國時曾經暴發鼠疫。民國政府為了防止鼠疫蔓延,採取控制人員流動的方式,在長城便設置有關卡,對南來北往的人進行檢測。山西在這方面所做最為突出,充分利用了其域內的長城優勢。

  長城在防止自然災害方面作用也不小,比如對大風、洪水,都能起到一定程度的阻隔作用。

  此次新冠疫情期間,長城景區也暫作封閉,遊人減少,人為踩踏有所減輕,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長城?尚珩説,雖然長城免遭了踩踏,但疫情對長城沿線經濟的損害要遠大於此。比如懷柔區的農家院基本靠長城旅遊生存,疫情期間,村莊封閉管理,遊客、實習的學生無法前往旅遊、實習,客流量的稀少對經濟産生了非常大的影響。

  “長城這個地方屬於捧著金飯碗要錢。”尚珩慨嘆,今後如何理解保護和利用,使兩者結合得更好,始終是一個重要課題。

  行走

  最懸的一次,是冬天走祖山

  尚珩1984年生人,父親以前在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雖然做行政工作較多,但對他影響頗深。尚珩笑説,很多人在高考時會有迷茫,不知道要學什麼專業,我特別明確,就是要學考古。

  尚珩期望用實物去和古人對話,覺得那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在讀明代戍邊名將戚繼光撰寫的書中,他想到了金山嶺長城,“那是戚繼光的一個實驗場,在戚繼光寫的書裏所看到的內容,在金山嶺幾乎都可以看到實物,而這些東西到其他地方是很難看見的。比如戚繼光要求守衛垛口的士兵要把名字寫在垛口邊的墻壁上,現在我們在金山嶺就可以看到當時寫名字的地方。”

  考古專業當年屬於冷門,報名人少,錄取分數低,“不但好考,還好就業”。尚珩本科班42人,有22位到考古工地實習,畢業後便去各地的考古所工作。考研,也好考,冷門,分數低,人數少,畢業後順利到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就職。

  從1991年第一次上長城八達嶺之後,尚珩順勢走了司馬臺、居庸關、黃花城、黃草梁等處長城。1999年,走古北口,那一次給尚珩留下了深刻印象,因為那是他第一次行走穿越線。“從古北口走到金山嶺,再走到司馬臺,那一次走了三天。”第一次走野長城,而且是連續穿越,長城的綿延悠長由此增加了他的感性認識,對他之後的路影響至深。

  2001年去過黃草梁後,尚珩發現了長城小站。

  “從黃草梁回來,寫了一篇遊記,就想要不要在網上發一下,一搜就搜到了長城小站,一看挺喜歡就點進去了,裏邊有一個長城論壇,在那裏發了這次旅行的遊記。現在那個論壇還在,保持1999年的初創風格,特別low。”之後,尚珩就和小站的朋友走到了一起,常常參加他們的線下活動。

  2003年後,尚珩開始系統走長城,背起大包,裝上帳篷、睡袋,“負重大概一般在五六十斤,而且因為走的人少,路都不是很好走,所以都比較辛苦”。尚珩回想,當時交通不便,也沒有攻略可參考,所以尚珩和朋友們出去一般需要包車,利用五一、十一長假。“坐車到一個點,然後背著包走。一般紮營兩個晚上,第三天中午下山,去村裏補給一下。”這樣一點一點走下來,到2006年,從河北東部到北京平谷這一帶的長城,尚珩和朋友們已經基本走過一遍。

  2004年走祖山,是尚珩和小站朋友走得最懸的一次,也是他第一次冬天走長城長線。那是一個林場,現在是一個景區。

  尚珩印象中,祖山方圓幾十里沒有人煙,植被特別好。“當時我一直認為那個地方是1933年長城抗戰之後,日本人在長城沿線修的千里無人區的一小塊殘留。”

  尚珩和兩個朋友利用春節長假,年三十晚上到達秦皇島,初一一早上山。“特別冷,而且白天時間短,從早上8點到下午4點,每天走不了多少就得紮營。”按照以往經驗,第二天午後都能找到補給處,但在祖山找不到。到第三天,水都沒有了。“雖然冬天耗水少,但沒水也不行啊!”尚珩們想辦法,找陰坡處的積雪,“這是冬天的好處”。他們把積雪表層的臟雪撥掉,捧裏邊稍乾淨一點的拿來化掉喝下去。但實際上尚珩他們都知道這樣不好,因為雪的泥含量比較高。

  又忍一晚,第二天一早他們判斷方向,沿山谷向河北也就是長城內側走,“因為那裏肯定有人”。在接近山頂處發現一處泉眼,沿著泉眼向山下又走5個多小時,終於見到一戶人家,“那個人自己包了一片山,在那兒種核桃”。略歇歇腳,再走。3個多小時後,出山見公路,已是下午了。

  變化

  照片、網文成了盜賊指路牌

  近幾年,尚珩明顯感覺到了長城沿路的變化。“祖山修了路,走勢好極了,簡直成了陽光大道,基本上就是我們當年走的那條。”

  現在去長城是方便,以前是神秘感。“現在每天走多少,大概能看見什麼,心裏基本清楚,以前完全不知道,也沒有攻略和資料可以查。即便資料上有,也是文字,帶不來感性認識。”當時尚珩和小站朋友會向碰到的放羊人詢問當地情況,現在不用,攻略比老鄉們講得還清楚。

  以前的長城上因少有人跡,幾乎見不到垃圾和刻字。“現在我們看見石頭上有刻字都會罵刻字的人,但我們當時看見會覺得終於看到了人啊!看見垃圾也一樣,哪怕是一個煙頭,都會有特別高興的感覺。”尚珩在走河北東部長城時,在一個烽火臺中看到“長城四怪”的刻字,背包走得正累,猛然看到這麼個刻字,親切感油然而生。“當然現在完全不一樣了。”尚珩説。

  另外一個明顯變化,是文物丟得多了,尚珩認為一部分原因是愛好者處置不當惹的禍。

  長城上有不少明代遺留文物,像帶字的磚、石碑,河北東部、北京深山區都有。“但很多地方10年前去看到的,再去沒有了。比如祖山,2004年去時,基本每座敵樓都有一塊石碑,碑上刻著修建時間、修建人、碑的尺寸,現在很多都失蹤了。”

  “還有古北口,有人為了偷一塊好磚,把周圍的磚鑿掉,這樣就在墻上弄出好多坑。而這些人有了好磚還不滿足,他把那些品相不太好的磚也鑿毀。”尚珩説,類似于這種事挺多,河北東部比較嚴重。

  還有一個重要特點,以前的人消息閉塞,而今大家去玩都拍照片,也喜歡發到網上。尚珩的一個朋友就是這樣。他在某處看到了一塊北朝時期的石刻,發現沒人管,周圍佈滿垃圾,於是拍了照片,回來發到公眾號上,一年後,他再去看這塊石刻,發現已經沒有了。

  尚珩認為公眾號上的那篇文章就是給盜賊的一個指路牌。“人家都不用踩點,通過你的照片就能知道東西好不好,還有具體地址。”這樣的事不限于長城,在蔚縣,尚珩曾看到寺廟裏的壁畫被偷,都在未被開發而愛好者常去的地方。

  後來尚珩感慨,我們出去看到好東西,不要那麼明確它的狀況,這些未被認證身份的文物處於自生自滅的狀態,很容易被偷,智慧一點就是保護它們。

  尚珩和小站朋友也做過使文物得以安身的事。在密雲五座樓下的農家院中,他們發現一塊長城碑,農家院已倒閉,石碑被扔置院中。通過和當地文物部門的溝通,尚珩和朋友們把碑送進了博物館。

  尚珩認為,在長城旅遊時可以順手做很多事,不只是撿垃圾,也可以做文保。比如一個文物沒有納入文物管理體系,或者沒有得到文物身份認證,就可以向當地文物主管部門申請,把它增加為文物點。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尚珩為有不少這樣的愛好者感到欣慰。

  研究

  我們看到的長城並不是明代時的樣子

  2007年啟動全國長城資源調查時,尚珩正在山西大學讀研究生,他也參加了山西長城的調查工作。當時他跟著隊伍調查長城主線以內的烽火臺、城堡,大概跑了十幾個縣、幾百座烽火臺。這一趟的親身經歷,讓尚珩似乎摸到了長城保護的切要所在。

  尚珩感到,那次長城資源調查時,調查隊員雖然都是當地文物部門或考古所的工作人員,但實際上大部分隊員對長城的了解程度並不高。從根本上説長城資源調查本身不是一個學術行為,而是摸家底的管理行為。調查時,只要出現遺漏,它的身份就無法納入長城保護範圍,也就得不到《中國長城保護條例》的保護,若在日後出現問題,文物部門就會很被動。“當年我們調查時就漏掉了一個墩子(烽火臺)。2009年當地修高速,這個墩子礙事,施工人員看長城庫裏沒有它,就給拆掉了。”

  這使尚珩越發感到保護長城是一件難事,體量大、跨度大、分佈廣、絕大部分區域經濟不發達。“它不像故宮只是一個院子,並且當地老百姓對長城保護沒有太多概念,他們就覺得那是個土壟子,有什麼值得保護的。”尚珩還提到,現在爬長城的人越來越多,如果保護措施跟不上,就意味著會出現人為破壞。“箭扣長城就是很明顯的一個例子。”

  在尚珩心中,長城研究也是一件麻煩事。他的觀點明確:要保護長城,一定要先懂它。“不懂怎麼保護呢?舉個例子,長城墻上有洞,那是古代安裝窗戶框時的卡槽,木頭框年代久遠沒有了,修的人不知道是幹嗎用的,就把洞用磚給堵上了。”由於基礎研究的薄弱,在制訂應用研究或應用保護領域保護方案,特別是細化方案時,便容易抹掉本該保留下來的歷史資訊。

  長城修繕成功案例多,失敗案例也不少。尚珩又舉一例,“有時城墻上從頂到下會有一道縫,那不是墻裂了,那或者是當年修長城時兩家施工隊的分界線,或者是建築上預留的伸縮縫,有的修復就把這道縫填上了,歷史資訊又被抹掉了。”

  尚珩做過統計,做長城研究的人,基本屬於兼職,而年輕一輩的長城研究者多來源於2007年的長城普查。那一次普查的另一目標即為培養長城人才。“嚴格地説,這個目標在一定程度上也達到了,但兼職來做畢竟時間有限,另外人數也太少。大概算一算,全國做長城研究的三四十歲者在50人左右,主要集中在考古圈,歷史圈也有但不多,大家基本都認識。”

  尚珩總結,從傳播效果看,基礎研究的不足不僅影響長城的修繕保護,知識普及也受到影響。這個問題目前提及不多,但作為圈中人,會感觸較深。2018年,尚珩去做八達嶺一個烽火臺的保護工作。那處烽火臺從現狀看是一個土堆,在制訂方案時也是按照土長城烽火臺去做的,但是尚珩將烽火臺挖出來之後,發現是磚式結構。“這説明我們看到的長城並不是明代時的樣子,因為它的損毀太嚴重。有時我們連長城兩側的邊界位置都不清楚,因為它塌了。而通過考古發掘,就可以知道古代時它的邊界在哪兒,採取了什麼工藝,修過幾次,是什麼結構,這些了解得越明白,越能做好保護工作,做考古發掘就是為今後的保護提供依據。”

  教育

  長城保護員是基層文物部門的眼和手

  長城沿線的教育也是長城小站格外關注的領域,他們認為保護長城的一線人員是沿線村莊的村民。當地孩子更是未來的希望,小站聯合長城沿線的學校,舉行長城知識大賽、長城作文比賽,普及長城文化。這些活動從2004年啟動,十幾年過去,很多長城下的孩子已經長大成人了吧!至今,長城文化普及已經不局限于長城沿線,北京周邊,小站的志願者們也組織過多次長城知識進課堂活動,僅去年就舉行了幾十場。文保和教育,是小站長此為之的事。

  小站的公眾號還提供基礎長城服務,比如可以看到長城地圖:目前已知的明長城走向,烽火臺位置、名稱及位置圖,還有歷史年表檢索、長城法律文庫,這些主要是針對基層文物部門而做,全部免費。尚珩自己身在基層,了解基層文物部門人少、活多、地位低的現狀。“幹活都挺不容易的,我們就想把跟長城有關的匯總在一起,這樣基層文物部門在需要時,可以很方便地找到它們。”尚珩認為只是給大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實事,這些惠人之事,小站的很多志願者都在做。

  長城保護員,小站的長城知識普及也沒有忘記他們。保護員的綜合素質要提升,方法只有一個,就是做培訓。2018年始小站與各地文物部門合作,為長城保護員提供培訓。“培訓內容很多,包括長城基本知識、法律法規、戶外風險和安全等等,延慶今年該做第三期了。”

  尚珩説,從反饋來看,長城保護員很希望得到這些知識。而長城保護員對於基層文物部門來説,也是他們的眼睛和手。“基層人員少,本身的專業知識素養也不是很高,實際管理起來是比較費勁的。利用好長城保護員就是給自己長了眼睛和手,把他們培訓好了,可以給管理部門提供技術支援。”

  轉變

  被納入古遺址之後

  近幾年對長城保護的重視程度提高,有幾個明顯例子,需要跨長城的基建項目,比如修高速,最初是簡單粗暴,把長城攔腰斬斷。後來改為修高架橋跨過,但影響景觀。再之後挖掘隧道鑽過去,保護了自然風貌。尚珩説,這是一個比較好的保護措施。

  對於長城的管理和審批也在趨嚴。以前長城被列為古建築,現在則歸入古遺址。尚珩解釋:“要注意古建築和古遺址的保護理念完全不一樣。不能把一個古遺址恢復成原來的建築形制,比如圓明園,它是一個古遺址,但它也是建築,如果按照古建築去保護,那就要恢復到康熙和乾隆時的樣子了。”

  長城以前的保護理念是古建築,所以我們看到了恢復成明朝形制的慕田峪、八達嶺。“所有垮塌的都修好,垛口原來有多高就修多高,原來用什麼磚就用什麼磚,恢復成某一個時間點的形制,這是對古建築的做法。如果是古遺址,就不把它原封不動地恢復起來,將塌未塌的支撐住,不再把塌的部分補回去。”

  還有一個區別,古建築在保護規劃之前很少做考古發掘工作,長城被納入遺址之後,對其進行保護之前,國家文物局的批復上列在第一位的總是“應組織專業機構開展考古調查、勘探和必要的考古發掘”。

  “這説明我們對長城的認識由古建築層面轉變到了古遺址,那麼我們會按照遺址的保護理念和方法,對長城進行保護,最明顯的就是搶險加固,最小干預,這也更符合國際上對古遺址保護的主流。這次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做的幾個項目都是按照古遺址策略來做,能不動就不動。比如修箭扣長城就把上面的一些樹都保留了,在以前是絕對不會留下來的。”

  尚珩説,實際上按照古遺址的理念策劃,會給施工和管理增加很多麻煩,因為需要評估,樹是否礙事,是否會威脅長城安全,但是保留的效果更好,公眾可以看到更自然的長城風貌。

  為了在長城的保護上少出現或不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尚珩和小站的志願者以及許許多多人還將繼續努力下去。(記者 王勉 供圖/尚珩)

[責任編輯:楊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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