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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大內總管”説:我在故宮守文物

2019年03月20日 08:15:00來源:揚子晚報

  聽“大內總管”説:我在故宮守文物

  用智慧與美為未來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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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宮是一座文明的燈塔,文物就是開啟故宮文明的鑰匙。故宮博物院文物管理處原處長、博物館專家——梁金生,人稱故宮“大內總管”,他是文物最忠誠的守護者。梁金生在CCTV《開講啦》節目中説,“每一次對文物的清理都是對歷史文化的梳理。”梁金生“入宮”工作39年,而祖上五代人加起來在故宮已經有150多年,見證了故宮1/4的文明史。為了守護住這份中華文明,梁金生這一輩子就幹了一件事——摸清家底,故宮到底有多少文物?他想要一個一個數清楚。歷時7年的時間,梁金生主持完成了故宮最大規模的文物清理活動,讓故宮有了建院以來藏品數量上第一個全面而準確的數字——1807558件(套)。  

  選自 CCTV-1《開講啦》公眾號,有刪節

  主講嘉賓

  精彩觀點

  為什麼要守護著呢?就是覺得年輕人想了解我們的民族的歷史、民族的文化的時候,有個地方可以來,有東西可以看。不僅僅是守著,還得守好!這是“故宮人”對文化傳承的一種責任。

  原來我以為我已經很了解故宮了,通過整理文物我才發現,我又重新認識了,故宮就像一面鏡子,照著過去,也映著未來,它經歷了600年的風雨滄桑,它老了!但是你看著每天慕名而來的遊客,又覺著這兒充滿了活力。故宮的魅力不是它收藏了多少寶貝,而是它的那份厚重的中華文明。

  從一個博物館的工作人員或文物工作者來看,文物的安全是第一重要的。那麼為了故宮這些藏品能夠延年益壽,我們應該儘量避免造成過度地使用,我就提出來了文物的休眠制度。比如説《清明上河圖》,類似這樣的文物,你這次提用到你下一次提用,這個間隔我給它起名叫“休眠期”。幾年呢?三年到五年。

  一家五代人的故宮情緣,經歷了古物南遷

  我也不是什麼大家,非常平凡的一個普通的小老頭,只是因為我在故宮的時間比較長,或許是因為我們家的歷史跟故宮的淵源比較深,所以我對故宮的這些事情就了解得多一點。我們家五代在故宮——我的高祖、我的曾祖、我的祖父、我父親和我。我高祖和曾祖的作品,在故宮檔案上有記載的有一百多幅。我的祖父,從皇宮變成博物院,這個過程他經歷了。那麼我們家,還可以説的一件事呢,就是故宮古物南遷。  

  故宮古物南遷,是日軍佔領東北以後呢,把戰火燒到了山海關,這時候,故宮人員就覺得太危險了,故宮東西應該搬家。當時故宮準備了一年裝箱,大概有13000多箱。我爺爺當時就是參加這個南遷的工作。他們第一站到了南京,在南京建了一個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蓋了個庫房。在南京待的時間不長,因為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了,上海的淞滬會戰打響了,南京也不保了,要搬到重慶去。當時故宮的文物西遷呢,分了三路,南路、中路和北路。北路就是從南京的浦口坐火車,過徐州、鄭州,然後經西安運到寶雞,從寶雞翻秦嶺穿大巴山,運到了四川峨眉,這條線路就是我爺爺押運的這個路線。  

  途經大半個中國,上百萬件文物,無一損失,每件文物都包含了我們的歷史、我們的文化,不能讓它們流落他鄉,大家就是靠著這樣的信念,拼了命地保護好國家的東西。我的爺爺護送這批文物躲避戰火,轉了一圈兒,而我的父親又把文物安全帶回了故宮,我繼續地在故宮守護著這些文物。  

  為什麼要守護著呢?就是覺得年輕人想了解我們的民族的歷史、民族的文化的時候,有個地方可以來,有東西可以看。不僅僅是守著,還得守好!這是“故宮人”對文化傳承的一種責任。  

  為什麼我對故宮有那麼深的感情?這個國家的情懷、故宮的情懷、我們家的情懷都集中在這個地方,所以我對故宮是情有獨鍾。

  歷時七年,藏品數量終於有了準確數字

  我是1979年到的故宮博物院,後來1984年,我調到了這個保管部的總保管組。我們提出來對於故宮藏品的清理要摸清家底兒,這個工作我就自己認為是歷史地落在我肩上了!因為我對管理人員清楚,誰管理什麼我知道,故宮哪些東西、哪些庫房應該怎麼放,怎麼存放這些東西,我也比較熟悉,那麼總賬又在我手裏,這樣院裏就把這個任務交給我,讓我來負責故宮博物院這次文物清理。從2004年到2010年,比較順利地完成了這次清理。  我們用了7年時間,完成了故宮歷史上最徹底的一次文物清理。讓故宮有了建院以來藏品數量上第一個全面而準確的數字——1807558件(套)。   

  這麼多文物一件件核對,挺難的,不知道翻了多少文件櫃和歷史檔案。但是也能發現一些有趣的故事,比如説清理庫房時發現乾隆的詩稿就有三個大箱子。研究發現,乾隆十年之後,每年的寫詩數量才逐漸提高,而且乾隆的大量詩作其實是記事體,相當於每天發一兩條微博。文物的清理就像跟不同時期的歷史對話,更是對我們自己的歷史和文化的回顧與梳理,留給後人一個清晰的文化脈絡。   這次文物清理的報告都是我寫的,加起來有十萬多字。   

  這十萬多字我怎麼做出來的?一個手指頭敲出來的。我不像你們打字盲打都行,我是一個字一個字地敲,很費工夫。我要把要做的一些事情都全給他做好了,我不能讓後人在清理文物的時候,還碰見我清理文物時那麼多的困難。

  在目錄上畫滿紅圈,在故宮等待國寶回家

  另外還有一個,在一九二幾年的時候,發現了一個紙卷,在清史善後委員會整理的清查故宮物品中,發現一個紙卷,上面是什麼呢?是溥儀賞給溥傑的東西,這些東西已經不在故宮了。我每天都要翻幾遍,找上面文物的線索。通過收購、拍賣和捐贈的方式,我們也找回來了一些文物,像《出師頌》、《十咏圖》等等。我延續了前輩們的做法,每找到一件文物我會在上面畫一個圈,每找回一件,就等於找回一段我們的歷史。這個目錄我也會留給我後面的接班人,希望能一代代傳下去,讓他們繼續去找回我們國家的東西,直到目錄上畫滿紅圈,讓所有的國寶都回來。   

  那麼除了這些原來故宮的東西我們要徵集回來。另外還有一些,社會上人們自覺自願地捐給故宮的一些文物。比如説像乾隆款的那個冰箱,琺瑯冰箱,它裏邊有屜是放冰的,這個屜上可以存放一些食品,比如説荔枝肉啊、西瓜啦。另外箱子頂上有那個放氣孔,裏面的冰可以散發出些冷氣來,也是一種降溫的東西。   

  這個琺瑯冰箱呢,原是一個叫陸觀虎的收藏的,他是天津的一個老中醫。陸觀虎他女兒叫陸儀,陸儀的兒子叫潘大衛,説我們要捐一對琺瑯冰箱給故宮。當時呢我們就説要給他獎金,那時候社會上剛聽説有“萬元戶”什麼的,説就給他們一萬塊錢。這潘大衛本來坐在椅子上,騰就跳起來了,不行不行,絕對不行,這個就是宮裏的東西,我們要物歸原主,不能收錢。他們這家人對於文物的感情是很深的。那麼捐贈文物的人,我們故宮都要出一個證書,叫捐獻證書。捐獻證書必須要有人名,他説,最好不寫,就寫“一個市民”,沒有把這事當一個家庭的榮耀。故宮代表中華文化的精髓,所以我就想,最普通的勞動人民都能有這麼一種情懷。  

  原來我以為我已經很了解故宮了,通過整理文物我才發現,我又重新認識了,故宮就像一面鏡子,照著過去,也映著未來,它經歷了600年的風雨滄桑,它老了!但是你看著每天慕名而來的遊客,又覺著這兒充滿了活力。故宮的魅力不是它收藏了多少寶貝,而是它的那份厚重的中華文明。   

  為了藏品延年益壽,提出文物“休眠”制度 

  從一個博物館的工作人員或文物工作者來看,文物的安全是第一重要的。那麼為了故宮這些藏品能夠延年益壽,我們應該儘量避免造成過度地使用,我就提出來了文物的休眠制度。比如説《清明上河圖》,類似這樣的文物,你這次提用到你下一次提用,這個間隔我給它起名叫“休眠期”。幾年呢?三年到五年。  

  有一次我們跟美國一個博物館談展覽,他要用我們故宮的《乾隆大閱圖》,這幅圖剛剛從日本展覽回來,我就沒同意,對不起,它在休眠,不要“叫醒”它。那人在故宮那院裏,溜來溜去,後來跟我們外事處的人説,你們這個梁先生怎麼那麼“死性”啊,我就覺得什麼呢,就更堅定了我一定要把這個東西寫在規章制度裏。   當年我剛“進宮”的時候31歲,一下子四十年快過去了。你要問我故宮對於我來説是個什麼地方?這還真不好説,是單位?是博物院?是家?也許都是。我們家和故宮有著五代人的情緣,其中三代人都守著這些文物。我有時候在想,故宮為什麼能夠吸引那麼多人呢?不是它裏面有多少寶貝,而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讓我們的文化一代代傳遞下去,這就是我的願望!  

  在2008年我60歲要退休的時候,我們院長跟我談嘛,就認定要退休了,談一次話,開玩笑地説你可不能走,什麼時候把你的骨髓“榨幹”了,才能讓你走。當然這是句笑話,那也説明瞭,我也是這個想法,我在這工作了一輩子,我就要把我的後半生完全獻給故宮,獻給這個我熱愛的事業。

[責任編輯:楊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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