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書院留住城市記憶 延續城市文脈

　　光明網訊（記者賀梓秋）“天下書院楚為盛，楚之書院衡為盛。”曾國藩曾如此盛讚。衡陽自唐代以來，人文薈萃，書院興盛，人才輩出。其中，石鼓書院更成為湖湘文化的典型代表，是中國書院發展的縮影。經過千年曆史變遷，衡陽書院幾經修葺，已成為衡陽人民心中的文化地標。

　　楚之書院衡為盛，湖湘文化匯於此

　　自唐代起，衡陽便開始有了書院，唐代4所，宋代達15所，元代5所，明代22所，至清有69所。書院的勃興推動了教育的發展，使衡州地區（衡陽古稱）成為湖湘文化興盛之地，人才頻出。其中，石鼓書院便是衡陽書院文化的代表。

　　石鼓書院始建於唐元和年間，迄今已有1200多年曆史。當時士人李寬在石鼓山結廬讀書，刺史呂溫嘗訪之，題名為“尋真觀”，是石鼓書院的雛形。宋至道三年，邑人李士真拓展其院，作為衡州學者講學之所。湖湘學子和文化精英在這裡匯集一堂，尊師崇文，蔚然成風。

　　也正是在宋一代，宋太宗、宋仁宗先後賜額，石鼓書院獨享殊榮；淳熙十四年，朱熹作《石鼓書院記》，倡導以義理之學授徒和書院教學要重踐履、窮理而篤行等理念，成為中國古代書院共同遵循的辦學宗旨和教學原則。朝廷賜額、朱子作記兩件大事，使石鼓書院位列宋代四大書院之一而名揚天下。周敦頤、張栻、朱熹等大家都曾來此，悠遊山水之間，體悟天人之思，為衡陽留下了豐富的文化寶藏。

　　經過明清的鼎盛發展期，直至清末改制，石鼓書院為湖湘學派的確立和傳播發揮了重要作用，進而成為推動湖湘文化傳播和發展的重要陣地。其歷史更貫穿了中國古代書院從發端、發展、鼎盛直至順應時勢改制的整個過程，在每個時期、各個方面都有著驕人的表現。中國書院學會副會長、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教授鄧洪波稱其為“中國書院的縮影，湖湘文化的典型代表。”“只要閱讀石鼓書院的千年曆史，就可以追尋中國書院的千年發展軌跡及其內在規律，就可以破譯湖湘文化的千古密碼。”

　　留住城市記憶，延續城市文脈

　　1944年6月27日，石鼓書院毀於日軍炮火。1965年，在時任中南局書記陶鑄同志的建議下，衡陽市人民政府將石鼓山辟為公園，修建了旱橋、合江亭、長廊等。2006年5月，中共衡陽市委、市政府順應民心，舉社會之力重修石鼓書院，以傳承千年文脈，弘揚石鼓精神。迄今為止，石鼓書院已歷經了11次大修葺。

　　“石鼓書院從古至今始終是人文思想交匯之所，也是衡陽的文化高地。”中共衡陽市委宣傳部副部長譚崇恩這樣説。如今的石鼓書院已成為衡陽市的文化地標和城市名片。書院前的廣場是衡陽城市中心最具文化氣息的中央廣場，以挖掘石鼓文化內涵為主題，以“古、幽、曲、靜、綠”為基調。一旁的千年銀杏，古樸滄桑、鬱鬱蔥蔥，像一位遠古智者，見證著書院一千多年的歷史變遷。

　　“石鼓書院在教學授徒中始終堅持將儒家經典與康濟時艱相結合，以義理之學育人，鑄成了鮮明的精神文化內涵。” 原衡陽市文物處處長、《石鼓書院》作者郭建衡説：“那就是濟世恤民的強烈愛國情懷，並由此衍生出敢為人先的開拓精神、勇於擔當的奉獻精神、明道義正人心的尚德精神、為有用之學的務實精神等等。”

　　石鼓書院曾培養出李芾、祝咏、易泉、陳宗契、朱炳如、彭良臣等一眾品行高潔、清廉勤勉、忠貞報國的生徒，充分體現了這一精神內涵。與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並稱清“同治中興四大名臣”、湖湘文化傑出代表之一的彭玉麟，也曾就讀於此。

　　如今，除了重修石鼓書院的建築場所之外，其精神內涵也被加以重視和延續。譚崇恩介紹，以石鼓書院為依託，當地定期邀請各界專家，通過線下講座、電視錄播和網路點播等形式，開展“石鼓書院大講堂”，目前已成功舉辦150余場，用現代化的方式讓石鼓書院重開“山門”，傳承書院文化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促進精神文明建設。

　　“衡陽致力於留住城市記憶，延續城市文脈，彰顯城市特質，讓城市走得更遠。”衡陽市文體廣新局局長蔣勳偉説。據悉，衡陽現已修繕完成李祠仙根書院、青山書院、杜陵書院等書院。今年5月，船山書院修繕竣工，並與衡陽師院開展戰略合作，共同致力於船山文化研究，成為衡陽又一文化地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