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專家熱議陶寺遺址：證實堯都詮釋最初“中國”

　　中新社山西臨汾9月14日電 (記者 孫自法)“‘中國’之中，始自陶寺”“陶寺遺址詮釋了最初‘中國’的概念”“出土朱書陶文‘文堯’是陶寺為堯都的直接證據”“陶寺是一個綜合性多機能的中心都市”“陶寺是華夏文明的主根”……

　　14日在山西臨汾舉行的“中國社會科學論壇：早期都邑文明的發現研究與保護傳承國際學術論壇暨紀念陶寺考古40年研討會”上，來自海內外的考古專家學者相聚一堂，共同交流陶寺考古發現與研究成果，以紀念這一在中華文明形成研究中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遺址，今年迎來其發現60週年和大規模考古發掘40週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隊長、長期致力於陶寺考古發掘研究的何努研究員介紹説，陶寺遺址位於臨汾市襄汾縣城東北約7公里的陶寺鎮，1958年考古調查時被發現，1978年開始大規模發掘，已發掘墓葬1000余座，出土完整或可復原文物5000余件。經碳14年代綜合測定分析，陶寺遺址總體可分為早、中、晚三期，距今分別約4300-4100年、4100-4000年、4000-3900年。

　　陶寺遺址考古發掘的陶寺觀象祭祀臺，是世界範圍內迄今考古發現最早的觀象臺，時代為陶寺中期；陶寺早期王墓出土的龍盤，其龍的形象與特徵是中原龍形態形成的開始，並被不斷豐富與完善為中國龍而綿延至今；陶寺遺址還出土了陶鼓、鼉鼓、石磬、銅鈴、陶塤、口弦等樂器，尤其是在早期王墓中，陶鼓、鼉鼓、石磬通常配伍，標誌著陶寺禮樂制度的整合與初步形成。

　　何努指出，“中國”概念最初的誕生必須有“中”“國”兩個概念組成，“中”應是物化的“地中”概念，“國”則是國家社會形態。考古發現陶寺文化測日影立中的圭尺，既是迄今世界最早的圭尺儀器實物，也表明陶寺已經形成“地中”概念，它和陶寺社會的國家形態及都城的存在，詮釋了最初的“中國”的概念：地中之都，中土之國。

　　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王巍表示，對陶寺圭尺的考古研究表明，4000多年前的陶寺人已經有了“地中”觀念，當時的王者認為自己所處的都城就是天下之“中”。從這個意義上來説，“中國”之中，始自陶寺。

　　日本和歌山大學名譽教授王妙發認為，陶寺遺址在13萬平方米規模的宮城被發現後，就聚落機能而言，已強化或證實了一個重要功能，即作為“王都”的“行政中心”機能，他得出結論稱，陶寺是一個綜合性多機能的中心都市。

　　“陶寺文化具有王權國家、禮樂文明、海納百川、務實創新四個特質。”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員高江濤指出，華夏文明有兩個最重要的特點：王權和禮制，陶寺具有明顯的這些特質，均與夏商週三代文明以及逐漸形成的華夏文明一脈相承，可以説是華夏文明這棵參天大樹眾多根系中的主根。

　　何努表示，陶寺遺址40年來的考古發掘與研究，大致展現出中國史前邦國時代政治中心型都城的完整實例，都城功能區劃全部齊備，且從早期到晚期有著比較完整的動態變化興衰過程，對於後世中國王朝産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在世界早期都邑與文明中，也或多或少能找到與陶寺邦國都城相似的特徵。

　　他強調，陶寺遺址的考古發現與研究，不僅詮釋了最初“中國”的概念，同時也初步建立起一條比較完整的證據鏈，證明陶寺為文獻記載中的堯都，使“堯舜禹”走出傳説時代，正成為信史。(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