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璽璋：寫張恨水傳記時常想起“五色土”

　　解璽璋:寫張恨水傳記時 常想起“五色土”

　　■陳夢溪

　　張恨水做副刊為什麼受歡迎

　　《書鄉》：您寫作《張恨水傳》用了四年的時間，您是從何時起開始注意到張恨水並對他産生興趣的，是什麼契機開始動筆寫這部傳記？

　　解璽璋：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大家開始討論大眾文化的問題，張恨水是爭論的其中一個焦點，就是通俗的小説或是文藝到底有沒有意義，其價值在什麼地方。當時，電影和電視劇發展很快，很多人在思考除了藝術性和思想性，還該不該有娛樂性的問題。張恨水的小説那時被改編成影視劇，我就看了一些他的小説和相關資料，開始對這個人感興趣了。我也零散地寫了一點東西，雖然不是很滿意，但也沒有機會再深入地去挖掘了。2014年我寫完了《梁啟超傳》，北京作協就希望我再寫一個傳記，我説我很想寫張恨水的傳記。

　　《書鄉》：傳記序言中孫鬱寫了一點，説您“早年關注梁啟超，後來關注張恨水，這裡未嘗沒有其內在的思想邏輯”。 您覺得這個思想邏輯指的是什麼？

　　解璽璋：他們兩個都是報人。梁啟超有很多身份，但他跟我們是同行，我是讀了新聞系、新聞史的課程後才對梁啟超感興趣的，我的畢業論文寫的就是梁啟超，題目是談梁啟超的辦報思想。張恨水辦報也很有意思，而且他辦的報紙都是給市民看的，跟我們晚報很像。雖然我和他隔著很多年，但我能感受到他的所思所想。我們之間有些相通的東西，我們與讀者的關係，尤其是副刊的一些理念，其實跟他那時候是相似的。我們畢業來到報社工作也是心懷理想，那時的報人也是心中有情懷，寫他們的生活我內心也仿佛是一種補償。

　　《書鄉》：梁啟超與張恨水的辦報理唸有哪些不同？

　　解璽璋：區別很大。梁啟超是“高大上”，在辦報的人中來説是頂端的，他是搞啟蒙思想教育的。而張恨水是辦副刊的，副刊的功能是為讀者提供休閒、趣味、知識、解悶的東西。但他們在精神上有相通的地方，那就是都把讀者作為最重要的對象，重視讀者。市民報紙的副刊品種要多、要雜，其實讀副刊的人一定要有趣味性，枯燥的東西很難吸引讀者。與張恨水一同辦《新民報》的另一位報人趙超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曾經來咱們報社講課，他就提到副刊要“軟些、軟些、再軟些”，副刊不能太生硬，視角和身份都要降低，這樣才能跟市民打成一片。“五色土”為什麼受市民讀者的歡迎，跟它的定位是有關係的。

　　《書鄉》：您在書中總結了張恨水辦副刊的幾個特點，比如給讀者復信、談掌故、關注民生問題等。你也曾經在晚報的“五色土”副刊做過一段時間的編輯，你怎麼看待他的編輯理念？

　　解璽璋：百年來，作為市民報紙的副刊，應該堅持的一個原則是不説大話，只是跟讀者平等地交流，張恨水在《世界晚報》裏就寫了這樣貼近讀者的小文章。他有個欄目叫“小月旦”，每期寫一個人物。我在寫他的傳記時經常思維一下就跳到“五色土”上面。

　　《書鄉》：聽説張恨水的親人眷屬寫的回憶文章和書您都看過，而且不止看過一遍。看完後會從一件事一件事去核實，確認他們説的事情到底有沒有發生過。還聽説這幾年您時常泡在首都圖書館，查張恨水的資料，報社的資料庫有很多張恨水的舊書和舊報刊，您也時常去翻閱。

　　解璽璋：是的，首圖有張恨水曾在的《新民報》，我一張一張地看，把三年多的報紙每一張都看了，每一張都拍了照片，回家反覆看。張恨水特別喜歡用他的經歷和他在家庭中的體會來寫一件事情，所以他的文章裏有很多個人的身世經歷，他跟什麼人交往，對什麼東西有看法，就一條條摘出來。首都圖書館給我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查閱舊報紙的條件。

　　張恨水與《北京晚報》大有淵源

　　《書鄉》：張恨水曾工作過的《新民報》與後來的《北京日報》、《北京晚報》有什麼淵源？

　　解璽璋：《新民報》最初是1931年由民間資本在南京辦的，日本人進南京之前報紙停了，就搬到重慶復刊。張恨水也來到重慶，被朋友拉到了《新民報》做了八年，一直到1945年抗戰結束。1946年，張恨水回到北京，因為八年間《新民報》發展得特別好，他們積累了大量資金，一口氣就辦了八張報紙，上海辦了《新民報》的日報和晚報。張恨水就是《新民報》北京版的社長兼總編輯。這張報紙1946年4月在北京創刊，1948年底他辭職離開報社。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北京市政府將這份報紙收下來，《北京日報》創刊從設備、房屋到人員，用的就是當時張恨水的《新民報》的底子。“五色土”有個老編輯張黎至就是當年《新民報》的留用人員，2015年10月老先生去世，享年102歲。上海留下了帶“新民”名字的一張報紙，就是現在的《新民晚報》。

　　《書鄉》：您寫張恨水在北京的生活，一直是租房，買房了嗎？

　　解璽璋：從會館出來之後他在北京租了四次，他的大家庭來北京之後租了三次，前面自己和妻子就住在鐵門衚同。有的都改造了，已經找不到了。1946年回北京後他的身份也不一樣了，就在磚塔衚同西口買了一處房子，那個院子比較大，還有車庫、司機和廚子的房間，還是挺風光的。1948年他辭職後生了一場大病，加上社會變化，他也沒有版稅收入了，他要治病、吃營養品、供八個孩子唸書，錢就不夠用了。他之前有不少積蓄，都換成了金條，存在一家銀行，但那家銀行的人帶著金條去了臺灣，等於把他的錢帶走了。他只好把房子賣了，又在磚塔衚同東口買了一間小房子。現在萬松老人塔那邊有個正陽書局，就在他那個房子的斜對面。

　　《書鄉》：那時候在北京租房並不貴，買房貴嗎？

　　解璽璋：張恨水在重慶的時候攢了一大筆錢。上世紀三十年代時張恨水的小説是稿費最高的。我看到過一則那個時候的廣告，寫張恨水的小説是千字八塊錢，旁邊寫郭沫若的稿費是千字三塊錢。而且他的小説還能賣版權，版稅每個月都結賬，他的小説發行量特別大，品種也多，有幾十種都在源源不斷給他版稅，他的一生寫了一百二十部小説。他賣掉那個院子的時候我看到了他當時的賣房合同，他賣了多少匹布，那時候不是用現金結賬，是用物品結賬。

　　《書鄉》：您看來張恨水一直是個不被重視的作家，但實際上他的書在當時影響力很大，您怎麼看近些年對他的評價？

　　解璽璋：第一是他的辦報理念，以前我們寫到報人的時候，比較重視邵飄萍、林白水這些人物，對於張恨水這樣服務於市民的編輯和記者幾乎排不到新聞史上去，這是個歷史觀的問題。當我們用救亡、啟蒙這樣的史觀衡量人物的時候，張恨水這樣的人可能就被衡量下去了，我現在就想扭轉一下這種觀點。我們的報紙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趣味的、休閒的內容，這對一般讀者是很重要的。從這個角度講，他的辦報理念是值得肯定的。

　　第二是他的小説。以前我們對他的小説評價不高，説他是“鴛鴦蝴蝶派”，毫無價值。後來一批學者和專家開始重新認識和評價他，但又犯了一個錯誤，就是用一種社會的理論來拔高他的小説，説他批判現實、反映社會現實等。當然他的小説確實對現實有著深刻描述，但是很少有人從小説本身的文學價值去評價他。他的小説作為中國古典小説，其特殊的美學是有價值的，如果我們不能從文學的角度認識他，那他的小説永遠都沒有價值。

　　《書鄉》：您想呈現一個什麼樣的張恨水，想讓讀者發現他的哪一面？

　　解璽璋：我想努力從兩個角度去呈現一個完整的張恨水，一個是報人的角度，一個是小説家的角度。我們在從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的角度分析他之前，要首先從文學的角度去分析他的小説。他的小説為什麼有這麼多層次、這麼多數量的讀者？這些讀者不都是底層的沒有文化的人，很多北京衚同裏的市民其實文化水準相當高。張恨水為什麼能抓住他們的審美趣味？這個往深裏説就是張恨水為代表的中國傳統小説的寫法有沒有生命力，有沒有價值的問題。我認為張恨水把中國傳統小説發揚光大了，把西洋的新的寫小説的手法融入了舊式的小説中。他吸收改進了中國傳統小説，這是他的意義所在，也是我想要讀者了解的。

　　【書摘】

　　愛逛北京書攤

　　北京的得天獨厚之處，恰是古典文化的葉茂根深，僅就舊書業而言，眾多的書攤、書肆，幾乎就是北京人的公共圖書館。張恨水就曾多次憶及在琉璃廠、隆福寺、東安市場蒐求舊書的情景。他寫道：每年新春佳節，廠甸都是“都人士女一大遊樂場”，而“好蒐羅斷簡殘篇之文人”，也“可趁此群書陳列之時，得從容掘發不易得之秘本”。

　　屆時，廠甸的舊書攤之多，南自琉璃廠，北迄當年的國立師範大學，在近千米的路上依次排開，供人挑選，如果挨攤仔細瀏覽，不遺一攤的話，至少要破費兩天的光陰。這些書攤之旁自然少不了張恨水的身影，他曾作《北京舊書鋪》一文表示，在“傭書之餘，輒好涉足書攤，以搜索斷簡殘篇為樂”。又説，“予每屆春節，必在此處有數度之徘徊”。

　　流連于書攤、書鋪之間的張恨水，並非無目的地閒逛，他説：“我讀書有兩個嗜好。一是考據一類的東西，一是歷史。為了這兩個嗜好的混合，我像苦修的和尚，發了願心，要作一部《中國小説史》。要寫這種書，不是在北平的幾家大圖書館裏，可以蒐羅到材料的。自始中國小説的價值，就沒有打入‘四部’‘四庫’的範圍。這要到那些民間野史和斷簡殘編上去找。為此，我就得去多轉舊書攤子。於是我只要有工夫就揣些錢在身上，東西南北城，四處去找破舊書店。北平是個文藝寶庫，只要你肯下功夫，總不會白費力的。所以單就《水滸》而論，我就收到了七八種不同的版本。例如百二十四回本的，胡適先生説，很少，幾乎是海內孤本了，我在琉璃廠買到一部，後來又在安慶買到兩部，可見民間的蓄藏，很深厚的呀。又如《封神演義》，只有日本帝國圖書館，有一部刻著許仲琳著。我在宣武門小市，收到一套朱本，也刻有金陵許仲琳著字樣，可惜缺了第一本，要不然，找到了原序，那簡直是一寶了。”經過十數年多方蒐求，他的藏書，據説已積累到萬餘冊，可惜，抗戰爆發後，幾經遷徙，藏書大部散佚，加上他的興奮點也已轉移，寫作《中國小説史》的宏願，終成泡影。

　　摘自《張恨水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