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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歌苓:電影須有所取捨 對人性批判只有文字能完成

2018年04月23日 10:06:00來源:羊城晚報

 

  嚴歌苓: 電影必須有所取捨 對人性的批判只有文字能完成

  羊城晚報記者 朱紹傑 實習生 袁夢菲

  致敬詞

  觀音山杯·2018花地文學榜

  年度長篇小説 嚴歌苓《芳華》

  嚴歌苓是外科醫生式的作家。《芳華》和她的其他作品一樣,溫柔細緻而又深刻入骨。

  小説用第一人稱寫作,在敘述者和“我”之間游離、變換,似真似幻。在不加矯飾的冷酷描寫中,展示了忠誠與背叛,信任與告密,尊重與迫害,無私與卑鄙;同時在字裏行間,可以很明顯地感覺到她對人性弱點的反思,對筆下人物的慈悲——不是“我選擇原諒你們”的那種傲慢的慈悲,而是在“我和你們一樣”的道德前提下,遲疑地批判,平靜地陳述,這遲疑和平靜本身,就是一種慈悲。

  “芳華”兩字並不是一種諷刺,但也不是一種歌頌,它是一切歲月終歸平靜後的溫柔。正如嚴歌苓説:“任何情感,任何美的東西都是帶有一點哀愁的。”正是在這種哀愁裏,折射出現實的豐富和人性的複雜。

  一年裏,高産的華人女作家嚴歌苓有五個月的時間無法寫作。用她自己的話説:“不能過正常的讀書人和寫書人的生活。”

  在來到廣州接受羊城晚報2018花地文學榜年度長篇小説作家稱號前,嚴歌苓剛從阿布扎比回來,去參加了一個國際文化峰會;再之前,她去了一趟倫敦的牛津大學,做了兩場演講;在花地文學榜年度盛典後,她立馬奔赴海口,準備她下一部關於海南的新作品。

  “到了國內,有很多亂七八糟的事兒,就算堅持寫品質也不一樣,回去説不定都得給刪了。”最後,嚴歌苓選擇放棄掙扎,乾脆把自己弄成兩種狀態:在國內就採訪、會談,包括為了創作採訪別人;在國外的家裏,就是寧靜地寫作、讀書,過著規律、可以自己把控的生活。

  “早上寫作,下午鍛鍊,晚上看電影,期間讀書。”嚴歌苓這樣總結她在柏林的生活模式。她曾在接受採訪時説,自己是個相夫教子的普通妻子,有一份寫作的工作,在她看來,和會計師做賬也沒什麼差別。而在飛行十個多小時,跨越七個時區回到中國,她就成為屬於公眾的“嚴歌苓老師”:畫著一絲不茍的粧容,保持著禮貌得體的姿態,行程緊湊得像當年當兵時的時間表。

  也許只有在下飛機打開手機的剎那,旁人才得以窺見她切換身份的瞬間。在從機場通往市區的路上,嚴歌苓用英語和電話那頭商量著教育孩子的事情。結束通話,她和記者説的第一句話是:“我現在是一個從孩子和丈夫身邊逃離的‘犯罪母親’。”壹

  《芳華》之後不會再寫這段記憶

  羊城晚報:今年您最受矚目的作品是《芳華》,為什麼會不斷寫軍旅生活的題材?

  嚴歌苓:我在軍隊待了13年,是我的人生觀被塑造、性格被養成的最重要的青春史,基本從一個孩子到一個青年,12歲到25歲,可以説是生命中最重要的13年。我常常去回顧,而且為自己這段生活感到挺自豪的,(這段生活)給了我非常堅強的意志和紀律,使我今天能夠有很高的寫作産量。這種自我約束、自我紀律,和把我從孩子培養成一個青年的這段時期是息息相關的。

  羊城晚報:在重復寫這段記憶的過程中,是否對這段記憶有不一樣的認識?

  嚴歌苓:當然會有不一樣,因為我的閱歷會不斷改變,我也對我居住的國家不斷地加深認識,這些東西都會反過來使我反觀、反思這段生活經歷,使我有更新的認識。《芳華》,用英文説是:“get it out of my system。”也就是説有所交代了,以後我應該也不會再寫這段記憶了。

  羊城晚報:不僅僅是軍旅題材,作品中的一些女性角色都帶有您的一些個人特徵,而且很多故事都沒有一個好結局,這與您個人的文學觀有關係嗎?

  嚴歌苓:難道《芳華》的結局不好嗎?劉峰找到了最愛他的女人,這個女人一直珍惜他性格中最值得寶貴的善良,一個人一輩子有一個知己,並與這個知己走到生命的終點,就看你怎樣看待“好結局”,在我的詮釋中,我認為他挺幸福、挺圓滿的。

  貳

  用小説中的人物來戀愛

  羊城晚報:您很鍾愛寫邊緣的女性角色,為什麼?

  嚴歌苓:我就挺邊緣的,我特別喜歡住在邊緣,我不願意進入任何國家、任何城市的主流人群,我覺得他們特別沒勁,特別有可預期性。邊緣人物從來不認為任何事情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所以我覺得他有更多情感的敏感點,他對所有發生的意外都泰然處之。就像我在德國,他們都説德國人有時候説話特別直白、粗魯,而且經常帶著教訓人的態度,但我覺得德國人挺好的,因為我不懂德語,所以對我也粗魯不起來。

  羊城晚報:寫了這麼多年,您擔心自己會形成慣性嗎?

  嚴歌苓:總是要有點慣性的,慣性也可以叫做momentum,就是到了一定時候你會去思考、會去工作。我經歷了很多事,也容易去思考一些事情當中的意義、故事性、人物的獨特性,我是非常喜歡思考的,這些最終都會結合在我的小説裏。我寫小説是一種表白自己的方式,我不喜歡寫散文就是因為散文是嚴歌苓在表白,表白一些我認為是真理的時候,人家就會抓著嚴歌苓來負這個責任,但是如果我用小説裏的人物來表白我發現的真相,那就比較安全一點。

  羊城晚報:所以在作品中您會利用人物做一些現實中不敢做或者不去做的事情?

  嚴歌苓:對,因為或許每個人心裏都有通姦者、殺人犯等潛質,但你不可能用自己的人生來體驗這些,比如我活到這個歲數家庭非常和美,我不可能再去戀愛。但是戀愛這個經歷是每個人都嚮往的,那就用小説中的人物來戀愛。

  羊城晚報:您之前也説過蕭穗子既是您也不是您,不是您的是哪一部分?

  嚴歌苓:比如我從現實中看到一個事情,我把它變成小説,那這個穗子就不是我了。小説是有大量的虛構成分的,我記得我小時候,文聯門口坐著一個很臟的、抱著孩子的女人,文聯有個很喜歡喝酒的老單身漢,他姓余,是膠東遊擊隊的司令,有一天夜裏余司令就把要飯的女人領回家。這個事情後來爆發了,都説麻風病人到澡堂去洗了個澡,嚇得大家都不敢去公共澡堂。我就把這兩件小時候聽過的事情結合起來了,變成了一件事情,如果是嚴歌苓來講這個事,那我只能告訴你這就是我童年聽了一耳朵、兩耳朵的驚悚事件,但如果我要把這個事情合理地寫到一個故事裏,那就變成了穗子的故事。

  參

  不可以讓步的我都讓了步

  羊城晚報:您在小説中會很犀利地寫出人性的陰暗面,但電影中會進行美化,這是如何取捨的?

  嚴歌苓:電影很多時候要做出屈服,要符合現在“正能量”的説法。另外,電影必須要從小説中取捨,因為小説的題量大得多,取捨的都是符合大眾媒體和正能量的片段。而且小説中犀利陰暗的、特別是對人性的批判的片段,只有文字能完成,在電影裏表現出來就顯得太粗暴了。

  羊城晚報:您會在這種文學的讓步中設置底線嗎?

  嚴歌苓:不可以讓步的我都讓了步,沒辦法,要不然小説也出版不了。小説也是改過才出版的,國內出版社和雜誌社都退過稿。

  羊城晚報:您在選擇導演時會有標準嗎?

  嚴歌苓:是導演選擇我,不是我選擇導演。在中國沒有作家去選擇導演的,都是導演讀了我的小説,他們願意拍成電影,才來找我買版權。

  羊城晚報:現在年輕的寫作者,很多都想做編劇,您是怎麼想的?

  嚴歌苓:我最怕做編劇了,特別影響我寫小説的時間。因為做編劇的時間是無法控制的,導演讓你改一稿你就得改一稿,我現在做編劇就是一稿,寫完以後讓別人去改,保留一個不署名權,如果改得一塌糊塗就把署名拿掉。

  肆

  我的創作力與我的病態有關

  羊城晚報:您自己最滿意的是哪一部作品?

  嚴歌苓:我最滿意的是《雌性的草地》。《芳華》是很貼近我自身經歷的一部小説,我寫的相對來説非常任意,也非常自然,我想進入小説就進入小説,想回到對小説的詮釋和分析就出來。《雌性的草地》確實讓我第一次感到我的想像力有那樣高的飛翔。

  羊城晚報:您會回過頭看舊的作品或者修改它們嗎?

  嚴歌苓:我不會修改它們,比如,我覺得現在來修改《雌性的草地》,可能會把它修壞了,因為那個時候的激情、詩意都是屬於29歲的嚴歌苓,現在不一樣了。

  羊城晚報:您覺得自己的模式可以複製嗎?

  嚴歌苓:當然不可能,因為沒有人像我這樣勤奮、有紀律,也沒有人有我這樣的想像力。因為我的創作力和想像力與我的病態是有關係的,我得過躁鬱症,得過躁鬱的人都是做出巨大犧牲的,他們的創作力是他們的病態之一。等到興奮到了巔峰,興奮到巔峰的時候,會突然跌進抑鬱的深谷,像海明威之類的作家最後就自殺了。這也讓我感覺到活在這個醫學進步的時代的幸運,現在有許許多多種藥物來治療躁鬱症,也使我只收穫高創作力,而不必再忍受抑鬱和失眠的苦痛。

  羊城晚報:您的小説創作很高産,是否和在海外應酬少有關係?

  嚴歌苓:我在海外沒有應酬。實話告訴你,我在國內一個字也寫不出來,我非得回到我的生活環境,我在生活中有主控才能寫作,自己安排時間,自己要有一個非常規律的生活,早上寫作,下午鍛鍊,晚上看電影,期間讀書,這樣我才能感覺腦子好使一些。到了國內,有很多亂七八糟的事兒,就算堅持寫品質也不一樣,回去説不定都得給刪了。所以我覺得別掙扎了,這種糾結、掙扎特別不好,乾脆就弄成兩種狀態,在這邊就採訪、會談,包括我寫新的作品要採訪別人,這也是一個作家應該有的狀態,借助別人的故事,聽別人聊天。另外一個狀態就是非常寧靜地寫作、讀書、看電影的狀態,以後我也不會再混淆這兩種狀態了。我覺得什麼都不如糾結累。

[責任編輯:楊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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