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龍王信仰的形成與龍崇拜有著密切的聯繫，但二者又有嚴格的區別。龍是原始先民的幻想物，是神化了的蛇。起始，就僅僅與江河雲雨有關，並不涉及到海。杭州大學教授呂洪年在有關文章中説：“龍王卻不然。龍王不同於一般的龍，它是眾龍之王。海龍王與一般龍王又不同。海龍王住在水晶宮。水晶宮又不同於一般的龍穴岩洞。海龍王統率龍子龍孫，海中水族，並擁有世界上最富有的珍寶，儼然是海內天子，是人間帝王的翻版。”以此觀之，探索舟山海洋龍文化之源，除了全面了解有關龍的觀念和特性外，還必須掌握從龍崇拜衍化到海龍王信仰的演進過程。
海龍王信仰的形成有諸多原因。除了龍崇拜外，首先是海神信仰的變遷。其實，海龍王亦是一種特殊的海神，只不過早期的海神不叫龍王，而叫禺虢、禺京，弁茲和不廷胡余罷了。這是我國早期四海海神的稱謂，其中東海海神的稱謂就是禺虢，後來演化成了東海龍王就變成敖廣了。
四海海神與海龍王的聯繫，主要表現在圖騰造像上。不論是東海海神還是西海海神，它們的形象都是“人面鳥身”，珥兩蛇，踐兩蛇，與鳥與蛇有關。關於蛇，聞一多在《伏羲考》中説：“大概，圖騰未合併之前，所謂龍者，只是一種蛇的名字便叫龍。”可見在上古時代龍蛇是混一的。聯繫舟山《觀音普陀收紅蛇》的神話，這紅蛇其實是赤龍，若是蛇王即為東海龍王，由珥蛇、玩蛇的海神轉化成龍王，這也是順理成章之事。當然，事情並非這麼簡單。有人説，人面鳥身海神的衰落和海龍王的興起，這是崇龍的黃帝氏族不斷征服和同化崇鳥族的東夷部落的結果。表現在圖騰造像上，鳥的形象消失，蛇轉化為龍。近代，又有人從河姆渡和良諸文化發掘的文物中提出新觀點，認為古越族，包括舟山群島的先民都是崇蛇氏族，理由是發掘的印紋陶中有大量蛇形花紋，包括舟山發掘的繩紋。東漢的許慎在《説文解字》中説：“東南 越，蛇種。”《史記 吳太伯世家》中亦説：“越民常在水中，故斷其發，文其身，以像龍子。”這就不存在同化不同化問題了。
其實，演進是有個過程的。上古時代海神的形像是鳥身，到了秦始皇時代變成大魚和蛟龍了。《史記 始皇本紀》中記載了始皇帝三十七年上會稽祭大禹、望南海的事，始皇説他夢中與海神戰，博士曰：“海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聯想徐福渡海尋不死藥未成欺騙秦始皇的話，亦以“被海中大魚所阻”來搪塞。由此可見，到先秦時海龍王的雛形已初步形成。
在中國，真正形成海龍王信仰在漢唐時期。西漢末年，印度的佛教傳入中國。在佛教的許多經典中都有大量龍王的稱謂和事跡。如《華嚴經》中有一段話：“有無量諸大龍王，所謂毗樓博義龍王，婆竭羅龍王、雲音妙幢龍王……如是等而為上首，其數無量，莫不勤力，興雲布雨，令諸眾生，熱惱消滅。”其中《華嚴經》中的婆竭羅龍王就是舟山方志中的沙竭龍王，按元大德《昌國州圖志》中所載，居住地在岱山東南。此外，在《大乘佛》中有藏龍，《法華經》中有龍女，《清佛品》中亦有異文，曰：“海龍王詣靈鷲山。”據岱山高亭居士鮑豫定老先生所述，《華嚴經》是佛經之母，這本經書是龍樹菩薩從龍宮中請來，經書中有許多龍王的信仰和傳説。很明顯，由於佛教的傳入和推廣，有關龍王的信仰和事跡迅速在我國傳播，在廣大佛教徒的心靈中産生極大的驚震和反響。宋代的趙彥衛在《雲麓漫鈔)中説：“古祭水神曰河伯，自釋氏書(指佛教經典)入，中土有龍王之説，而河伯無聞矣。”可見佛教經典對我國龍王信仰形成的影響之深。
其實，在佛教經典傳入中國前，龍王一詞在我國道教中早已出現。在道教的有關典籍中早有諸天龍王、五方龍王等説法，只不過未成系統而已。
這樣看來，我國海龍王信仰的形成，是綜合了龍崇拜中的王權思想、海神信仰、佛經中的諸大龍王以及道教中的龍王雜説，是中外文化交流和融合的結果，是一個獨立的龍文化體系。
其中，歷代帝王的極力推崇，對此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樊恭炬在《祀龍求雨考》中曰：“帝命祭龍制儀始於唐”。唐朝杜佑所著的《通典》中曰：“唐明皇賜封號予四海龍王”。從唐代始歷代帝王通過祭龍、封龍和擴建龍王廟來提高龍王的身價，其實質是為了愚昧民眾，加強皇權統治。固從先秦始，人間帝王自命為真龍天子，一開口“龍心大悅”，一生氣“龍顏震怒”，皇帝的坐椅為“龍椅”，皇帝的床為“龍床”，諸如“龍冠”、“龍靴”、“龍袍”、“龍體”，無一不染上龍氣。就連出門，乘的也是“龍輦”，駕的是“龍舟”，還有龍毯、龍旗、龍柱、龍圖、龍杯，無一不打上龍的印記，並把自己的身世硬要與龍掛鉤聯繫。如秦始皇自命“祖龍”，漢高祖説是“感龍而生”，明太祖睡臥草坡，傳聞有“兩條小龍從鼻孔中出入”，到了清朝更是“繡龍旗”滿天飄，似乎是龍的王國。
歷代帝王對龍的如此推崇和宣揚，無疑對龍王信仰的形成具有根深蒂固的作用。他們的手法，一是服飾穿戴上作出種種規定。如周朝服典規定，只有王者能穿龍服。凡夫俗子不能著龍紋衣。元朝服典：“官吏衣服不許織繡龍鳳紋。”“八品以下官不得服黃色”。似乎龍為皇帝所獨佔。二是用隆重的禮節和規格祭奠龍王。據《唐書 禮樂志》記載，唐時已制定了祭四海龍王制度。宋元仍沿唐制，以四立日祭四海龍王。明代改為春秋仲月上旬擇日祭，清朝為春秋二祭制。祭典時的規格很高。從唐天寶年間韓愈寫的《南海神廟碑》一文中可看出端倪。碑文曰：“天子以為古爵莫貴于公侯，故海岳之祀，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岳尚循公侯之事，處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僅從“禮海岳尚循公侯之事”一語，可見祭典的規格大如公侯之典。
聯繫舟山的實際，舟山漁民海龍王信仰的形成也大致經歷了上面所述的幾個階段。但舟山地處”外海孤懸處”，自有它自身的規律和特點。如對龍的恐懾很可能來自“龍捲風”等海上物候景觀，由於地處“風波浪險”的大海深處，對海龍王的恐怖大於敬仰。昔時認為海龍王是海內天子，漁民的旦夕禍福都掌握在海龍王手裏，唯有向龍王祈求才能避禍賜福，故而舟山漁區昔時流傳著請龍王、敬龍王、祀龍王、謝龍王等等信仰習俗。至於舟山的海龍王信仰為什麼會在明清時期處於鼎盛期？這同明清兩代的帝王，大規模敬祭東海龍王有關。
據有關資料獲悉，南宋時宋孝宗曾下詔令祭東海龍王于定海縣的海神廟，這是1169年之事。後來漸漸冷落。到了清朝康熙、雍正二位帝皇時祭典東海龍王日趨頻繁，海龍王信仰疊起高峰。據志書記載，僅康熙祭龍王的祭文就多達8篇，並以“萬里波澄”匾賜舟山的東海龍王宮，1725年，雍正詔封東海龍王為“東海顯仁龍王之神”，過了二年又下旨祭龍，旨文曰：“龍王散佈霖雨，福國佑民，復造各省龍神大小二像命守土大臣迎奉，禮儀與祭南海廟同。”在此詔令下，舟山各地或新建龍宮。或把其他廟宇改建龍王廟，這才有清光緒《定海縣誌)中所載的一區一宮，或一區五個龍王宮的興旺局面，亦進一步説明瞭龍王信仰的興衰與歷代統治者對龍王信仰的尊貶大有關聯。
若把這個問題再往深處想，民國以後舟山的海龍王信仰大大削弱，代之而起的是南海觀音的信仰十分興旺，至今在舟山各島觀音廟處處可見，龍王宮相對較少，這個現象説明什麼呢？説明舟山漁民的海龍王信仰中具有雙重性的心理特徵。一方面，昔日舟山地處汪洋大海，風暴頻生，漁民出海捕魚，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環境十分險惡，再加上生産工具落後，“三寸板內是娘房，三寸板外見閻王”，漁民只得祈求海龍王保護他們生命和財産的安全。舟山漁民以捕撈海中魚蝦為生，魚蝦是海龍王的子民，是否賜予漁民？豐歉如何？在漁民的傳統觀念中全靠海龍王恩賜。出於此因，漁民信仰和崇敬海龍王。但是，另一方面傳聞中的海龍王相貌怪異、猙獰，性格暴戾無常。雖然權勢顯赫，但常常興風作浪翻船死人，使漁民遭受無比的痛苦，是以惡神的形象出現，不像大慈大悲觀世音是個慈祥的善神形象，故而舟山部分漁民對海龍王又有蔑視和輕視的一面。海龍王在舟山部分漁民的心目中絕不是像歷代帝王吹噓得那樣神乎其神，無比崇高和神聖不可侵犯。這裡有兩份材料可佐證。
一份是浙東漁民的龍俗調查。臨近舟山的奉化漁村有許多龍王宮和龍王堂。如楊村鄉應家棚龍王堂有個香岩老龍王，楊村龍王殿有個小金龍王，石盆村有個獨角龍王，桐照鄉泊所村龍王殿有個十爪金龍王，吳家埠有個馬林龍王，桐照村還有白龍大王和洞盆浦龍王等等，這麼多的龍王，他們原形到底是什麼？説穿了，原來是些岩蛇、黃鱔、蜥蜴、石蟹、灰白田雞、跳魚、河鰻、小白蝦、青蛙等一類不起眼的小動物，真所謂“一地一龍王，各村各龍王。”
一份是舟山本地的龍俗調查。在舟山方志記載中，桃花龍是紅頸小蚓，青潭龍是蜥蜴，九節龍是鰻。在口碑傳承中，岱山的棕緝龍是棕緝繩，定海的小沙嶺腳下的韭菜龍是身上長著韭菜花紋的小海鰻，還有著名的岑港白老龍是貓虎魚等等，這些情況同浙東龍俗完全一致。所謂龍王在東海部分的漁民心目中只不過是些生活在水中、海中，能爬、能飛、能遊、能鑽洞的小動物。就是這些不起眼的小動物，被人們神化為神靈之龍和神聖不可侵犯的龍王，受到人們的崇敬和信仰。這個例子十分明白地説明瞭舟山漁民龍王信仰中的雙重性特徵，亦為舟山海洋龍文化中一個區域性特點。對此，也有另外一種説法，説這是原始先民“萬物有靈論”的反映，只要是與海、與水、與龍有搭界的活的生命都可充當龍靈，因為龍離不開海和水。説這同漁民對龍王的態度無關。因為直到今天，在大多數的舟山漁民的民間信仰中，東海龍王信仰還是東海區漁民的三大信仰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