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挑戰新機遇新使命——中國特區再出發
經濟特區建立30年，演繹出無數精彩故事，創造出震驚世界奇跡。30年前，這裡是中國人看世界的“窗口”、最大的“夢工廠”，無數創業者懷抱著夢想來到這裡，用智慧和汗水打造出一個又一個輝煌與驕傲。
今天，站在新的歷史起點，特區能否繼續大膽前行，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從近期中央給予特區的一系列新政策、深圳等特區推出的各項改革舉措，人們看到，經濟特區在挑戰面前，仍在奮勇前行。
新挑戰：“特區不特”面臨成長的煩惱
深圳梅林關，夜幕降臨，25歲的楊山山穿過關口的人行通道，正等候公交車回關外的家。在深圳最繁華的華強北一家電子製造業公司做人力資源工作的他，面對深圳市區動輒三五萬元一平方米的房價、一個單身公寓也要1500－2000元的房租，每月3000元工資立刻相形見絀。為此，楊山山不得不每天至少花上三個小時擠在擁堵的公交車上穿過擁堵的梅林關。
在深圳，每天都有幾十萬年輕人和楊山山一樣過著“兩棲”生活，工作在關內，居住在關外。這位來自安徽六安的小夥子大學畢業後帶著夢想選擇了深圳。“我覺得深圳並沒有想像中那樣有吸引力，機會也沒有以前那樣多，特別是年輕人，在不斷高企的物價下，生存相當困難。”楊山山説。
的確，與當年“孔雀東南飛”的夢想年代相比，對年輕人來説，深圳神話正逐漸褪色。
五年前，一篇《深圳，你被誰拋棄？》的網文激起千層浪。在民間對深圳遇到的問題進行反思的同時，深圳市委市政府同樣意識到深圳發展面臨“土地有限、資源短缺、人口不堪重負、環境承載力嚴重透支”四個“難以為繼”的嚴峻挑戰。
在深圳走下“神壇”的背後，是中國最早設立的經濟特區慢慢不“特”了。從深圳、珠海、汕頭、廈門、海南設立經濟特區，到開發開放上海浦東和天津濱海新區，再到2007年新批准的成渝“城鄉統籌綜合配套改革實驗區”和武漢、長沙“兩型社會”綜改區，以及2008年新批的廣西北部灣新區，今年4月，在東北老工業基地瀋陽又新辟了“國家新型工業化綜合配套改革實驗區”，相隔一月，獲得特殊扶持政策的“中國－喀什經濟特區”宣告新生。由此，中國的“特區”佈局，已經從南至北，由東至西，由經濟改革向社會綜合改革全面、梯度展開，而不僅是30年前的四個老特區。
在前不久召開的“廣東經濟特區成立30週年高層理論研討會”上，專家們將發展中存在的問題與教訓歸納為：特區政策優勢在弱化，改革思想在淡化，改革銳氣在減退，發展速度在減緩。
而在今年5月末舉行的深圳市人大會議上，兼任代市長的王榮向全體代表坦言深圳正面臨資源瓶頸、二元結構、國際化水準不高、人口壓力、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力度不高及政府職能轉變差距等六大深層次矛盾和突出問題。
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李羅力教授説，除了這些看得見的挑戰，更重要的是，還有些無形的挑戰在制約著深圳未來的持續發展，特區不得不面對更為複雜、更為現實、更為剛性的利益衝突。
特區範圍擴大拓展新空間迎來新的歷史機遇
一條東西全長逾90公里的邊防管理線把深圳分為“關內”與“關外”。“關內”是原經濟特區，羅湖、福田等區高樓林立、主幹道花團錦簇、綠樹成蔭，一派現代化都市氣象；而“關外”的寶安和龍崗等區，城市化遠不如“關內”，猶如身處另外一座城市。深圳市規劃國土委提供的數據表明，從每平方公里GDP産出比較，特區內是特區外3．5倍。不僅如此，還形成了罕見的“一市兩法”的城市二元結構。
珠海、廈門特區同樣如此。廈門特區雖然沒有“關內”“關外”的防線，但傳統上所説的廈門市，只是指島內的湖裏區和思明區，而島外的4區因“一橋之隔”而成為“關外”，島內外在經濟社會發展水準上存在著巨大鴻溝：島內兩個區城市化率超過97％，已趨飽和，目前常住人口占全市的60％，人口密度是島外四個區的16倍。
就在“還要不要特區”“特區優勢不再”的爭論聲中，今年7月1日，經國務院批准，深圳、廈門經濟特區範圍擴大至全市行政區域，正式宣佈繼續實行經濟特區政策。
這意味著深圳經濟特區比原先擴大了4倍，從原有的396平方公里擴大到1953平方公里。廈門特區終於得以從廈門島內的思明、湖裏二區擴展至陸地的海滄、集美、翔安、同安四區，特區面積由131平方公里擴大到1573平方公里，“長大”了11倍。緊接著深圳、廈門兩市均宣佈7月1日前制定的經濟特區法規7月1日起適用於擴大後的經濟特區。圍繞特區擴區，深圳、廈門均大力推進全市一體化建設，實現城市功能佈局的提升優化。
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陳彪説，深圳特區擴容並非只是地理範圍的擴大，而是對結束經濟發展失衡、破除二元結構、突破“一市兩法”困局及推進深港合作都是一次歷史性良機。
得益於緊鄰香港的地理優勢，深港合作是深圳崛起的一個重要因素。今年4月《粵港合作框架協議》在京簽署，通過跨境基礎設施的銜接、先進物流供應鏈的建設、深港創新圈的完善、文化軟實力的提升、前海現代服務業示範區的建設，深港將被打造成國際物流樞紐與貿易中心、全球科技創新中心、國際文化創意中心、亞洲國際金融中心及亞太區高端服務業中心。特區擴容後，將為深港服務業特別是高端現代服務業的合作帶來更大的發展空間。
廈門作為海峽西岸經濟區的重要中心城市，將建設“兩大基地，四大中心”，即高新技術生産研發基地、對臺交流合作基地，航運物流中心、金融商貿中心、旅遊會展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特區擴區將大大促進島外城市功能形成，加快提升廈門城市服務能力和集聚擴散能力，有利於為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提供有力支援。
特區再出發：在新的起點上“走出一條新路”
今年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省委十屆六次全會深圳組討論時，對以深圳為代表的廣東經濟特區提出三個問題：“三十而立”立起了什麼，靠什麼實現“三十而立”？迎接經濟特區建立30週年，能做什麼？未來30年再幹什麼？
拓荒年代的披荊斬棘最需要的是勇氣，而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需要的則是智慧。汪洋的“三問”，再次引發了廣東乃至全國社會各界對特區精神、特區使命的重新思考。
“30年過去了，在作為對外開放的‘窗口’和市場經濟的增長極的功能已經完成或消退時，特區作為制度創新實驗室的功能變得越來越突出。特區從來就是以區域空間謀劃中國全局問題。”北京大學中國政府創新中心研究院楊雪冬説。廣東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易振球説，通過制度創新，再塑特區輝煌，又為中國持續發展打造新的發動機，已經成為了新舊特區的共識。
《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要求繼續發揮珠江三角洲地區特別是經濟特區的“試驗田”和示範區作用，以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為突破口，深化經濟體制和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健全民主法制，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先行先試，率先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科學發展提供強大動力。
經濟特區作為先行發展地區，最早遇到發展難題，也必須先行破題。從這個意義上説，特區必須再出發。
特區仍然被賦予了“先行先試”的改革權，深圳有四個方面“先行先試”的權力、珠海有在橫琴新區與港澳合作方面“先行先試”的權力，廈門、汕頭、海南也各有“先行先試”領域。隨著改革進入深水區，改革將觸及更多的利益矛盾，面臨更嚴峻的挑戰和承擔更大的風險，在中國新一輪的發展進程中，特區、新區、試驗區，必須承擔綜合功能發展、體制機制創新、人文精神塑造等重大使命。
深圳市委書記王榮在深圳市五次黨代會工作報告中提出，深圳必須重新煥發特區“拓荒牛”那種激情和膽魄，放下包袱，輕裝上陣，迎難而上，克難而進，勇立潮頭，再創新業，“以‘殺出一條血路’的勇氣，在新的起點上‘走出一條新路’”。
2009年5月，深圳綜合配套改革總體方案獲國務院批准，在方案中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居於各項改革首位，這在上海浦東、天津濱海等7個國家級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中絕無僅有。
人們看到，作為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深圳，2009年以來，向改革的“深水區”挺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連出重拳：坪山新區、光明新區的運作探索“一級政府、三級管理”的基層管理體制創新；在省級以下政府中，率先啟動大部門制改革，深圳的政府部門從46個削減為31個。2010年伊始，公務員分類改革全面展開，聘任制試點進一步擴大，348名新進公務員從此沒有了鐵飯碗。正在籌辦的南方科技大學，被確定為法定機構改革試點，探索真正的“教授治校”。今年6月對市審計局局長等8個正局級領導職位實行公開推薦選拔，第一次採取大規模幹部自薦方式産生正局級領導職位的提名對象，第一次採取全委會差額票決方式直接産生擬任人選，取得了良好的社會反響。
在探索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和諧社會建設方面，深圳的各種創新探索和思路正在不斷推出：2010年1月，深圳市委四屆十三次全體會議提出深圳未來的城市構建目標是建設“民生幸福城市”；7月，《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條例》正式頒布實施，深圳率先為保障性住房立法，實現“住者有其居”；深圳市宣佈建立“第二條保障線”，進一步降低救助門檻，將低保邊緣困難家庭全部納入社會救助範圍，並首次將非戶籍居民納入社會救助政策範圍中。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深圳將網際網路、新能源、生物三大戰略性新興産業確立為發展重點，使深圳産業結構找到了新的發展方向和新的表現形態。
30年，彈指一揮間，30年，精神永流傳。經濟特區30年的波瀾壯闊歷程，永遠鐫刻進了全體中國人的記憶。
今天的經濟特區，依然充滿生機與活力，充滿夢想與希望，充滿改革與創新的激情，正在營造下一個激情燃燒的30年！（記者張朝祥 葉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