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二十世紀最初10年，由於連續而又頻繁地組織武裝起義，孫中山的大量精力用於籌款和策劃，未能就世界大同思想作進一步的論述。但是，民國成立以後政權卻落在並無共和思想的舊官僚袁世凱手中，其後討袁、護法等戰爭的艱苦奮鬥，也未能改變大小軍閥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權的黑暗局面。這一切都使孫中山不能不作深刻的反思，同時也使孫中山對世情與國情的認識進入一個更為深刻的層次。可以這樣認為，孫中山在其晚年把他的大同思想作了更明確的論析。
1924年1月27日，孫中山開始在廣州國立高等學堂演講三民主義， 每週一次，至8月24日因對付商團叛亂及準備北伐而中輟， 這是孫中山思想主體部分較為全面系統的表述。在《民族主義》第6講的末尾， 孫中山總結説：“我們要將來能夠治國平天下，便先要恢復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大責任。諸君都是四萬萬人的一份子，都應該擔負這個責任，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注：《三民主義 民族主義》，《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1頁。）
孫中山所説的治國，是指中國的獨立、自由和富強（包括均富）。而平天下，則是發揚“濟弱扶傾”的傳統理念，幫助其他被壓迫民族謀求各自的獨立、自由和富強。他説：“我們今日在沒有發達之前，立定扶傾濟弱的志願，將來到了強盛時候，想到今日身受過了列強政治經濟壓迫的痛苦，將來弱小民族如果受這種痛苦，我們便要把那些帝國主義滅消，那才算是治國平天下。”
孫中山所説的“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包括兩層意思：
一是把《大學》所標榜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看作我國傳統的“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他把道德範圍的東西放在知識範圍中來探討，認為應該先從個人的內省與自我完善做起，講究自身的文明修養，然後才談得上齊家、治國、平天下。孫中山沿襲中國的傳統觀念，認為家族是國家的基層團體，由家族而宗族而國族，合群圖強然後才能講民族主義，而且只有先恢復民族主義才能講世界主義。他的最高理想是：“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大責任。”（注：《孫中山選集》，第691頁。）
二是力圖以王道與霸道這兩個古老詞彙來區分東西方文化的本質差異。他曾經明確指出：“東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講王道是主張仁義道德，講霸道是主張功利強權；講仁義道德，是由正義公理來感化人，講功利強權，是用洋槍大炮來壓迫人。”（注：《大亞洲主義》，《國父全集》第2冊（8），臺北1973年版，第306頁。）古代的儒家歷來主張行仁政，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孟子 公孫醜上》）這實際上也是正統儒家所服膺的一種政治哲學，認為道德的力量勝過軍事的力量，民心的依違向背乃是施政者決策的根據與歸宿。孫中山則把這種古老理念加以現代詮釋，並且以此作為處理國與國之間關係的最高道德準則，力求在世界範圍內形成和諧、平等、合作的新格局與新秩序。或許可以這樣來概括：以王道來實現世界大同。
以這樣的理想來作為奮鬥目標誠然是值得尊敬的，而作為對於各國政治家的規勸更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孫中山在自己的晚年卻存在著兩個思想上的誤區：一是想把日本引為儒學大同理想的同道，一是誤認蘇維埃主義等同於“孔子之所謂大同也”。
1923年秋天，犬養毅出任內閣郵電大臣兼文部大臣，由於過去有較深的歷史關係，孫中山對他寄予很高期望，所以聞此立即寫信聯絡。此信一開頭就説：“山田君來稱，先生此次入閣，將大有為，可助吾人未竟之志，以解決東亞百年問題，聞之狂喜。”信中批評了日本既往的亞洲政策與對華政策“以列強之馬首是瞻”，並且誠摯地希望日本改弦更張，“倘日本以扶亞洲為志，而舍去步武歐洲帝國主義之後塵，則亞洲民族無不景仰推崇也。”（注：《致犬養毅書》，《孫中山選集》，第531～532頁。）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脫亞論”即愈演愈烈。所謂“脫亞論”即把歐美視為文明，亞洲視為野蠻，日本應脫離野蠻的亞洲並趨近文明的歐美，並且效倣西方列強的方式以征服亞洲並爭霸世界。甲午戰爭以後，特別是日俄戰爭以後，日本堅定不移地走上軍國主義道路。其後甚囂塵上的大亞細亞主義與“脫亞論”一脈相承，所謂“共存共榮”、“相互提攜”之類美麗謊言，無非是矇騙亞洲人民的毒藥之糖衣而已。只要它的經濟基礎與政治體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勸説日本“以扶亞洲為志”，無異與虎謀皮。
孫中山向犬養毅的獻策有二：一是“日本政府此時當毅然決然以助支那之革命成功，俾對內可以統一，對外可以獨立，一舉而打破列強之束縛。從此日支親善可期，而東亞之和平永保；否則列強必施其各種手段，以支制日，必使日支親善永無可期，而日本經濟必再難發展。”二是“日本當首先承認露（俄）國政府，宜立即實行之，切勿與列強一致。……夫英米（美）海軍各已強于日本者數倍，而露國在於今日實天下莫強焉，不可不知也。以孤立之日本而當此海陸之強鄰，豈能有幸？故親露者為日本自存之一道也。”（注：《致犬養毅書》，《孫中山選集》，第531～536頁。）孫中山把“親露”放在世界戰略的高度來審視，他説：“夫再來之世界戰爭，説者多謂必為黃白之戰爭，或為歐亞之戰爭，吾敢斷言其非也，其必為公理與強權之戰也。而排強權者固以亞洲受屈之人民為多，但歐洲受屈人民亦復不少，是故受屈人民當聯合受屈人民以排強暴者。如是，在歐洲則蘇俄獨為受屈者之中堅，英法為橫暴者之主幹；在亞洲則印度、中國為受屈者之中堅，而橫暴者之主幹亦同為英法，而美國或為橫暴者之同盟，或為中立，而必不為受屈者之友朋，則可斷言也。惟日本尚在不可知之數，其為受屈者之友乎？抑為受屈者之敵乎？吾將以先生之志能否行于山本之內閣而定之。”孫中山當時已經接受了列寧關於世界區分為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以及全世界無産階級與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等重要觀點。在他所作的《三民主義 民族主義》系列演講中，對此已有充分的表述。
爭取日本聯合蘇俄，藉以作為中國革命的主要外援，這在鬥爭策略上無疑是合理的，而當時的蘇俄也確實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反對帝國主義的中心。但是，孫中山的善良願望畢竟改變不了嚴酷的現實。在帝國主義時代，公理與強權之戰時時刻刻都在進行，但公理並非一定都能戰勝強權。各個國家的世界戰略考慮都是從自己的國家利益出發，而國際鬥爭的勝負則主要取決於對立雙方的國力。因此，代表公理的“受屈者”與代表強權的“橫暴者”之間的鬥爭，便必然是長期、複雜而艱苦的，而國際無信義的醜惡現象則比比皆是。因此，孫中山把爭取日本支援中國革命的希望寄託于犬養毅的入閣並得行其志，只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同時，孫中山對於蘇俄也缺乏更為深切的了解。他認為：“夫蘇維埃主義者，即孔子之所謂大同也。……蘇俄立國之主義，不過如此而已，有何足畏！況日本為尊孔之國，而對此應先表歡迎以為列國倡，方不失為東方文明之國也。”（注：《孫中山選集》，第535～536頁。）蘇維埃主義與中國傳統的大同思想可説是風馬牛不相及，何況此後蘇聯隨著國力的上升，沙皇時期的大俄羅斯主義遺毒漸行氾濫，在國外也曾在不同程度上推行霸權主義，也並非始終是中國最忠誠可靠的盟友。
但是，決不能把孫中山看作空想家，他的上述話語很多是從鬥爭策略考慮。享有“世界公民”美譽的孫中山並非一個世界主義者。他把世界主義當作一個崇高而又遙遠的政治理想，然而認為當務之急還是實行民族主義，因為如果沒有各民族的獨立與平等地位，世界主義便是卑劣的欺騙。他明確指出有兩種截然不同的世界主義：一種是帝國主義用以“煽惑”被壓迫民族放棄民族防線的虛偽世界主義；另一種則是以蘇俄與中國為代表的以民族的獨立、平等為基礎的真誠的世界主義。其結論是：“我們要發達世界主義，先要民族主義鞏固才行。如果民族主義不能鞏固，世界主義也就不能發達。”孫中山把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叫作民族主義，並且認為是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
以中國人民作為亞洲世界主義的基礎，然後擴而大之，才能實現整體人類的世界主義，也就是真正的世界大同——這就是孫中山的理想世界，也是他終生為之奮鬥的偉大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