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汪精衛（1883～1944）名兆銘，字季新，號精衛，生於廣東三水。十八歲考中秀才。1904年赴日本留學，入法政速成科。1905年加入了孫中山領導的興中會，參與組建同盟會，被選為評議部部長。《民報》創刊後，與胡漢民、章太炎、朱執信等先後任主筆。1906年後到南洋設立同盟會分會。1910年3月謀刺攝政王載灃被捕，武昌起義後獲釋。與楊度聯合發起國事共濟會，呼籲南北停戰議和。1912年月與陳璧君結婚後去法國留學，二次革命時一度回國。1917年回國，赴廣東從事黨務。1924年11月隨孫中山北上，孫中山逝世前，代為起草遺囑。1925年7月在廣州就任國民政府主席。1927年在武漢“分共”，寧滬漢三方合流。旋即又赴法國。1929年底回國，統領反蔣的“護黨救國軍”。1931年5月，聯合反蔣各派在廣州另組國民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對峙。“九一八事變”後，與蔣合組政府，出任行政院長。抗戰爆發後任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1938年12月離開重慶由昆明到河內，次年5月到上海，繼而赴東京與日本當局談判。1940年3月“還都”南京，另立“國民政府”，任“國府主席”和“行政院長”。1944年3月赴日本治病，11月10日不治身亡。
 
　　汪精衛其人長于詩文，早年發表于《民報》的一系列宣傳革命的文章，筆鋒犀利，名重一時。其中《革命決不致召瓜分》等篇，為中山先生激賞。著名的《總理遺囑》：“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實由汪精衛代筆，孫中山未作一字添改。其詩詞有《小休集》《掃葉集》和《三十年以後作》，合為《雙照樓詩詞稿》，共四百多首。集外散逸者還有若干。相對於一般政治人物之與詩詞的客串身份，汪精衛則是十分專業的詩人。汪的詩詞造詣頗有淵源，其叔父汪瑔有《隨山館詞》，為“粵東三家”之一，其堂兄汪兆銓、同父異母長兄汪兆鏞都名列《近百年詞壇點將錄》（錢仲聯編）。以錢鐘書之恃才傲物，讀汪氏詩詞集，也有“掃葉吞花足勝情，鉅公難得此才清”[⑦]的讚語。
 
　　汪精衛最早的詩，是他十四歲時所作的《重九遊西石岩》：“笑將遠響答清吟，葉在欹巾酒在襟。天淡雲霞自明媚，林空岩壑更深沉。茱萸棖觸思親感，碑版勾留考古心。咫尺名山時入夢，偶逢佳節得登臨。”字正腔圓，情景協和，才華初顯。
 
　　汪精衛最負盛名的詩作，是當年在獄中寫成的《被逮口占四絕》：“銜石成癡絕，滄波萬里愁。孤飛終不倦，羞逐海鷗浮。”“姹紫嫣紅色，從知渲染難。他時好花發，認取血痕斑。”“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青磷光不滅，夜夜照燕臺。”同盟會成立後，武裝起義屢次失敗，大批革命青年流血犧牲，梁啟超等保皇派批評革命黨領袖“徒騙人于死，己則安享高樓華屋，不過‘遠距離革命家’而已”。同盟會內部也有人指責孫中山的專橫作風和將革命經費挪作私用。為挽回黨人和民眾對革命的信心，汪精衛遂有親赴北京行刺的壯舉。汪在《致南洋同志書》中説：“此行無論事之成敗，皆無生還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頭，猶張目以望革命軍之入都門也。”1910年4月，汪精衛、黃復生等謀刺清朝攝政王載灃事敗被俘。這一組詩壯懷激烈，又被稱為《慷慨篇》。其中尤以第三首膾炙人口，以燕俠荊軻及楚囚鐘儀自許，直欲“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其曉暢剛毅、練達天成，作為就義詩，可謂冠絕古今。
 
　　《秋夜》一首也分外感人：“落葉空庭夜籟微，故人夢裏兩依依。風蕭易水今猶昨，魂度楓林是也非。入地相逢雖不愧，擘山無路欲何歸？記從共灑新亭淚，忍使啼痕又滿衣。”作者自注雲：“此詩由獄卒轉輾傳遞至冰如手中，冰如持歸與展堂等讀之。伯先每讀一過，輒激昂不已。然伯先今已死矣，附記於此，以志腹痛。”冰如即陳璧君。展堂即胡漢民。伯先即趙聲，黃花崗起義副總指揮，失敗後憂憤而死。其中三四句用荊軻《易水歌》和杜甫《夢李白》“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典故，陳衍譽之“工切絕倫”。
 
　　《中夜不寐偶成》：“飄然禦風遊名山，吐噏嵐翠陵孱顏。又隨明月墮東海，吹噓綠水生波瀾。海山蒼蒼自千古，我于其間歌且舞。醒來倚枕尚茫然，不識此身在何處。三更秋蟲聲在壁，泣露欷風自啾唧。群鼾相和如吹竽，斷魂欲啼淒復咽。舊遊如夢亦迢迢，半灺寒燈影自搖。西風羸馬燕臺暗，細雨危檣瘴海遙。”陳衍《石遺室詩話續篇》讚曰：“自來獄中之作，不過如駱丞（賓王）、坡公（蘇軾）用南冠、牛衣等事。若此篇一起破空而來，篇終接混茫，自在遊行，直不知身在囹圄者，得未曾有。”
 
　　這次謀刺行動，陳璧君隨行入京。汪氏繫獄，陳乃不避艱險，奔走營救，並以密函致汪氏示愛，願以終身相托。汪精衛感動之至，乃改清初顧貞觀寄吳兆騫之《金縷曲》舊作“季子平安否”，寫報國之忱及戰友之戀，可謂革命加戀愛的典範之作，至情至性，一時廣為流傳：
 
　　別後平安否？便相逢、淒涼萬事，不堪回首。國破家亡無窮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離愁萬斗。眼底心頭如昨日，訴心期、夜夜常攜手。一腔血，為君剖。
 
　　淚痕料漬雲箋透。倚寒衾、迴圈細讀，殘燈如豆。留此餘生成底事？空令故人僝僽。愧戴卻、頭顱如舊。跋涉關河知不易，願孤魂、繚護車前後。腸已斷，歌難又。
 
　　汪精衛此番繫獄半年有餘，所作詩詞共二十多首，動人之句尚多，如“一死心期殊未了，此頭須向國門懸”“行去已無干凈土，憂來徒喚奈何天”“吁嗟乎莫怨雪成泥，雪花入土土膏肥，孟夏草木待爾而繁滋”“乃知雨雪來，端為梅花設”“成敗亦何恨，人天無限憂”“士為天下生，亦為天下死”“哀哉眾生病，欲救無良藥”。
 
　　清帝退位，民國成立，汪精衛履行其“革命成功後，一不作官，二不作議員，功成身退”的諾言，與陳璧君結婚後，回到闊別八年的故鄉拜見兄長，然後於1912年9月，攜同陳璧君前往法國。舟行一路，多紀遊之作。如船抵馬來半島之《太平山聽瀑布》之二：“泠然清籟在幽深，如見畸人萬古心。流水高山同一曲，天風惠我伯牙琴。”
 
　　“二次革命”興起，汪精衛應孫中山之命緊急回國，1913年9月1日南京陷落，孫、黃亡命日本，汪精衛再去法國。此後的汪精衛，見中國民主富強之夢渺茫，已從一個激進浪漫的革命青年，變得冷靜現實，躊躇感傷。其詩詞則仍是寫景、咏物、紀遊者居多。如1914年的《紅葉》之一：“不成絢爛只蕭疏，攜酒相看醉欲扶。得似武陵三月暮，桃花紅到野人廬。”不刻意寄懷，而懷抱自見。如1919年的《遠山》：“遠山如美人，盈盈此一顧。被曳蔚藍衫，懶裝美無度。白雲為之帶，有若束縑素。低鬟俯明鏡，一水澹無語。有時細雨過，輕渦生幾許。有時映新月，娟娟作眉嫵。我聞山林神，其名曰蘭撫。誰能傳妙筆，以匹洛神賦。”人格化的一脈遠山，在其筆下神韻可人，顧盼生姿，雲為之裝束，月為之點綴，宋人眉嫵之詞，曹植洛神之賦，也紛紛為之作美的印證。又如1926年的《入峽》：“入峽天如束，心隨江水長。燈搖深樹黑，月蘸碎波黃。岸逼鼯聲縱，岩陰虎跡藏。楫歌誰和汝，風竹夜吟商。”《出峽》：“出峽天如放，虛舟思渺然。雲歸新雨後，日落晚風前。波定魚吞月，沙平鷺隱煙。綠陰隨處有，可得枕書眠。”儼然一山水行吟詩人，超然物外，返樸歸真，不知塵世間今夕何夕。
 
　　此一風格的形成，蓋緣于作者的詩觀。《小休集》是汪精衛1930年前的詩詞集，其自序道：“《詩》雲：‘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旨哉斯言！人生不能無勞，勞不能無息，長勞而暫息，人生所宜然，亦人生之至樂也。而吾詩適成於此時，故吾詩非能曲盡萬物之情，如禹鼎之無所不象，溫犀之無所不照也，特如農夫樵子偶然釋耒弛擔，相與坐道旁樹陰下，微吟短嘯以忘勞苦於須臾耳。因即以‘小休’名吾集雲。”在汪氏看來，詩之用，在於勞碌之餘小憩身心，怡情逸性，故不必總是那麼勞者歌其事，孜孜矻矻。
 
　　《南社詩話》亦有雲：“蓋精衛在北京獄中始學為詩，當時雖鋃鐺被體，而負擔已去其肩上，誠哉為小休矣！囚居一室，無事可為，無書可讀，舍為詩外何以自遣？至於出獄之後，則紀遊之作居其八九，蓋十九年間偶得若干時日以作遊息，而詩遂成於此時耳。革命黨人不為物欲所蔽，惟天然風景則取之不傷廉，此蘇軾所謂‘惟江上之清風、山間之明月，取之無盡、用之不竭’者。”[⑧]
 
　　然而，汪精衛畢竟是政治人物，其詩並不總這麼風花雪月、靈山秀水，灑脫出世，逃避現實。1912年，其旅法期間的《蝶戀花冬日得國內友人書，道時事甚悉，悵然賦此》：“雨橫風狂朝復暮，入夜清光，耿耿還如故。抱得月明無可語，念他憔悴風和雨。天際遊絲無定處，幾度飛來，幾度仍飛去。底事情深愁亦妒，愁絲永絆情絲住。”字裏行間，就分明縈繞著一種憂國憂民的情思。1921年，《十年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下作》：“飛鳥茫茫歲月徂，沸空鐃吹雜悲吁。九原面目真如見，百劫山河總不殊。樹木十年萌蘗少，斷篷萬里往來疏。讀碑墮淚人間事，新鬼為鄰影未孤。”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一側為1920年新近為國捐軀的朱執信烈士墓，故末句有“新鬼為鄰”之慨。推翻滿清之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在流血——這大概就是詩人的痛苦和迷茫了。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全民抗戰的熱情高漲，汪精衛此時有《舟夜》之作：“到枕濤聲疾復徐，關河寸寸正愁予。霜毛搔罷無長策，起剔殘燈讀舊書。”所抒者正是禦寇無策的悲愁。1938年《登祝融峰》：“直上祝融峰，遠望八千里。蒼茫雲海中，不辨湘資與沅澧。古來此中多志士，國難之深有如此。吁嗟乎！山花之丹是爾愛國心，湘竹之斑是爾憂國淚。”祝融峰為南嶽衡山七十二峰之最，景色絕佳，然而值此國難當頭之日，詩人再也不能沉醉美景飄然塵外了。
 
　　“九一八事變”後，汪精衛曾是主戰派，主張積極抗日，當年前往南京遊行要求抗戰的學生們打出的口號之一就是“歡迎反對不抵抗主義的汪先生”。後因對抗戰前途悲觀失望，汪精衛轉而主和，並因此在1935年11月遭一愛國軍人行刺，身中三彈。在東北、華北、華東、華南乃至華中失陷殆盡，首都南京、武漢相繼失守，英美法陣營袖手旁觀的1938年，汪精衛相信要挽救危局，避免中國的徹底覆亡，只有與敵人議和一途。遂于12月18日從重慶出走，經由昆明，到越南河內，開始了他的“和平”之旅，也開始了他個人的最大敗筆，從此，也就再也擺脫不了“漢奸”“賣國賊”等一系列罵名惡謚。

　　1939年4月25日，汪精衛從越南海防港啟程，登上一艘法國小貨輪駛往上海，因海上風急浪高，幾天后不得不轉上他本不想乘坐，認為“有失體統”的日本艦艇北光丸號。於是百感交集，再作《舟夜》之詩：“臥聽鐘聲報夜深，海天殘夢渺難尋。舵樓欹仄風仍惡，燈塔微茫月半陰。良友漸隨千劫盡，神州重見百年沉。悽然不作零丁嘆，檢點生平未盡心。”也許在汪精衛想來，儘管是出於救國初衷，與虎謀皮，畢竟已上了賊船，不禁有文天祥兵敗被擄過零丁洋的淒涼。
 
　　此篇之後，整個“汪偽”時期，汪精衛仍然吟咏不輟，直至病篤。有人輯錄《汪精衛晚年詩詞》凡六十五題。試檢視幾首，略窺其心跡。
 
　　《冰如手書陽明先生答聶文蔚書及余所作述懷詩合為長卷，係之以辭，因題其後。時為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二十四日，距同讀傳習錄時已三十三年，距作述懷詩時已三十二年矣》：“我生失學無所能，不望為釜望為薪。曾將炊飯作淺譬，所恨未得飽斯民。”“三十三年叢患難，余生還見滄桑換。心似勞薪漸作灰，身如破釜仍教爨。”冰如即其妻陳璧君。汪精衛早年在其名文《革命之決心》中説：現在四億人民正如饑泣的赤子，正在盼等吃革命之飯。但燒熟米飯所需要的一是薪，二是釜。薪燃燒自己化為灰燼，釜則默默地忍受水煎火烤。汪精衛決計入京行刺前曾致書胡漢民，有“弟今為薪，兄當為釜”之語。這組作于1941年的詩，則以薪釜兼為自許，亦自傷。
 
　　《滿江紅》：“驀地西風，吹起我亂愁千疊。空凝望，故人已矣，青磷碧血。魂夢不堪關塞闊，瘡痍漸覺乾坤窄。便劫灰冷盡萬千年，情猶熱。煙斂處，鍾山赤；雨過後，秦淮碧。似哀江南賦，淚痕重濕。邦殄更無身可贖，時危未許心能白。但一成一旅起從頭，無遺力。”無限悲苦，無限淒涼，仍道是心不改，志不移。此詞與另一首《憶舊遊落葉》被龍榆生目為哀國之音，入選當年南京中央大學《基本國文》課本。
 
　　汪精衛晚年詩詞中常見兩種主題：一哀山河破敗、民生多艱，如“廢堞荒壕落葉深，寒潮咽石響俱沉”“橄欖青於饑者面，木棉紅似戰時瘢”。二傷國人不諒其犧牲名節與敵寇週旋的苦心，如“憂患滔滔到枕邊，心光燈影照難眠”“跋涉艱難君莫嘆，獨行踽踽又何人”。或二者兼而有之，如“險阻艱難余白髮，河清人壽望蒼生”。偶爾也作豪語，如“湖山自鬱英雄氣，原隰終興急難心”“相期更聚神州鐵，鑄出金城萬里長”。其望中的月“孤懸破碎山河影，苦照蕭條羈旅人”，其筆下的菊“惟有金石心，凜凜常不改”，還有臘梅“著此數枝更清純，不辭耐冷立階前”。
 
　　其《虞美人》所流露的也是一腔愁苦，常為世人嘲弄：“空梁曾是營巢處，零落年時侶。天南地北幾經過，到眼殘山剩水已無多。夜深案牘明燈火，擱筆悽然我。故人熱血不空流，挽作天河一為洗神州。”其《雙照樓詩詞稿》中最後一首《朝中措》（重九日登北極閣，讀元遺山詞，至“故國江山如畫，醉來忘卻興亡”，悲不絕於心，亦作一首）沉痛異常，也每為論者譏諷：“城樓百尺倚空蒼，雁背正低翔。滿地蕭蕭落葉，黃花留住斜陽。闌幹拍遍，心頭塊壘，眼底風光。為問青山綠水，能經幾度興亡？”
 
　　汪精衛這時還有一詩《讀史》：“竊油燈鼠貪無止，飽血帷蚊眾不飛。千古殉財如一轍，然臍還羨董公肥。”以鼠、蚊為喻，以漢末董卓貪得腸肥腹滿最後橫屍街市被點燃肚臍的結局為例，諷刺人性的貪婪。汪氏天真，居然不明白相對於“漢奸”這十惡不赦的罪名，貪官污吏聚斂財富搜刮民脂民膏又何足道哉！貪官污吏罵漢奸可以唾沫橫飛，漢奸罵貪官污吏卻不免滑稽。
 
　　1944年11月9日，汪精衛客死日本名古屋，歸葬于南京中山陵一側之梅花山。抗戰勝利後，其墳墓被炸毀。據説陪葬品惟有陳璧君親手蓋上的“魂兮歸來”的白幡，和一本手書詩稿。
 
　　汪精衛死前一個月，曾口授《最後的心情》近五千言，由其妻陳璧君記錄。二十年後以《汪精衛逝世前對國事遺書》為題被發表出來。其中固多自辯之辭，未可全信，我們還是不妨摘錄兩段，且聽其如何辯白：“兆銘於民國二十七年離渝，迄今六載。當時國際情形，今已大變。我由孤立無援而與英美結為同一陣線，中國前途，忽有一線曙光，此兆銘數年來所切望而慮其不能實現者。回憶民國二十七年時，歐戰局勢，一蹶千里，遠東成日本獨霸之局，各國袖手，以陳舊飛機助我者唯一蘇俄。推求其故，無非欲我苦撐糜爛到底，外以解其東方日本之威脅，陰以弱我國本。為蘇計，實計之得！為中國計，詎能供人犧牲至此，而不自圖保存保全之道？舍忍痛言和莫若！……銘蓋自毀其人格，置四十年來為國事奮鬥之歷史于不顧！亦以此為歷史所未有之非常時期，計非出此險局危策，不足以延國脈于一線。幸而有一隙可乘，而國土重光，輯撫流亡，艱難余生，有識者亦必以兆銘之腐心為可哀，尚暇責銘自謀之不當乎？……”
 
                               

毛翰 2006年1月18日草成于華僑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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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8月版第179頁。
[②]歷史上的國家禍患與紅羊劫運的週期並不完全吻合，太平天國起義爆發于1951年，就稍晚于1846丙午年。或謂丙午年太平天國起義已在醞釀中，則有嫌牽強。
[③]《挽劉道一》一説為黃興代作，或湯增璧代作。鎮南關之役馬上吟一絕，一説為當時追隨孫中山的日本友人池亨吉作。且存疑。參見余齊昭《孫中山有無詩作補辨》，載《學術論壇》1985年第9期。
[④]《孫中山全集》第4卷，中華書局1985年版5月第539頁。
[⑤]洹（hun）：洹水，今稱安陽河。袁世凱在安陽的莊園臨河而建，故稱洹上村。
[⑥]語出袁靜雪《我的父親袁世凱》。見張遇、王娟編《老北京寫照》，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年3月版。
[⑦]錢鐘書《題某氏集》：“掃葉吞花足勝情，鉅公難得此才清。微嫌東野殊寒相，似覺南風有死聲。孟德月明憂不絕，元衡日出事還生。莫將愁苦求詩好，高位從來讖易成。”見其詩集《槐聚詩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1月北京第1版第67頁。
[⑧]轉引自1930年版《小休集》編者曾仲鳴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