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名人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北宋臨川縣城鹽埠嶺（今臨川區鄧家巷）人。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改革家。
王安石出生於仕宦家庭，自幼勤奮好學，博覽群書，曾隨文宦遊南北各地，接觸到一些社會現實。對農民的痛苦生活有所了解。因此，年輕時便立下了“矯世變俗”之志，他于二十二歲中進士後，歷任淮南推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府、江東刑獄提典等職，均能體恤民情，為地方除弊興利。北宋嘉佑三年（1058）任支度判官時，向宋仁宗上萬言書，對官制、科舉以及奢靡無節的頹敗風氣作了深刻的揭露，請求改革政治，加強邊防，提出了“收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的理財原則，但並未引起朝廷的重視。
1067年神宗即位，王安石出任江寧（今南京）知府，旋被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二年（1069）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即開始實施變法，所行新法在財政方面有均輸法、青苗法、市場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在軍事方面有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等。同時，改革科舉制度，為推行新法培育人才，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和豪商對農民的剝削，促進了農田水利事業的發展。國家財政狀況有所改善，軍事力量也得到加強。但由於司馬光等保守勢力的激烈反對，新法在推行中屢遭阻礙，宋神宗也時有動搖。熙寧七年，王安石被迫辭相，再任江寧知府，次年二月復任宰相，不久又因維護新法得罪了神宗而再次罷相，退居江寧半山園，被朝廷封為“荊國公”。後人稱其王荊公。
革命導師列寧曾稱王安石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王安石執政之所以能敢作敢為，矢志改革，是受自己進步的哲學思想支配，他認為世界萬物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種元素組成，還把“新故相除”看做是自然界發展變化的規律，從而樹立了“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無畏精神。這些進步思想在他的文學作品中也閃爍著奪目的光彩。他的散文以雄健剛勁著稱，使他成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詩詞則遒勁清新，豪氣縱橫。可惜的是他的著作大部分都已佚失，今存的只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三經新義》殘卷及《老子注》若干篇（條）
為紀念這位古代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人民政府在臨川區修建了王安石紀念館，該館于1986年冬建成之後，前往參觀、遊覽的中、外人士絡繹不絕。
湯顯祖（1550-1616），字義仍，號若士，又號海若、清運道人。明代傑出的劇作家、文學家，在中國和世界文學史上都有著重要地位，被譽為“東方的莎士比亞”。
湯氏祖籍臨川縣雲山鄉，後遷居家山（今臨川區）。湯顯祖從小聰明好學，二十一歲時中舉。由於不肯依附權貴，雖博學多才、“名布天壤”，到三十四歲才中進士。後歷任太常博士、詹事房主簿、禮部祠祭司主事。明朝萬曆十九年（1591）他目睹當時官僚腐敗憤而上《論輔臣科臣疏》，彈劾大學士申時行並抨擊朝政，觸怒了皇帝而被貶為徐聞典史，後調任浙江遂昌縣知縣，一任五年，政績斐然，卻因壓制豪強，觸怒權貴而招致上司的非議和地方勢力的反對，終於萬曆二十六年（1598）憤而棄官歸裏，潛心於戲劇及詩詞創作。
湯顯祖少年時受學于泰州學派的主要人物羅汝芳，受到了反正統宋學思想的熏陶。在南京為官時，又受到李贄、達觀等人反程朱理學思想的影響，加上他對當時腐敗社會的深刻認識，使他成為一個站在時代前列的進步文人，這也是他在文學事業上獲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因素。
在湯顯祖多方面的成就中，以戲曲創作為最，其戲劇作品《紫釵記》、《南柯記》、《牡丹亭》和《邯鄲記》合稱《臨川四夢》”，其中《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這些劇作不但為我國歷代人民所喜愛，而且已傳播到英、日、德、俄等很多國家，被視為世界戲劇藝術的珍品。此外，湯氏的專著《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也是我國戲曲史上論述戲劇表演的一篇重要文獻。對導演學起了拓荒開路的作用。湯顯祖同時還是一位傑出的詩人。其詩作有《玉茗堂全集》四卷、《紅泉逸草》一卷、《問棘郵草》二卷。
新中國成立之後，有關部門對湯顯祖的作品進行了全面認真的蒐集整理，出版了《湯顯祖集》。為了紀念這位偉大的戲劇家、文學家，人民政府在臨川區修建了湯顯祖墓園，玉茗堂影劇院，影劇院內設有湯顯祖紀念室。一九八二年十月，中央文化部、中國戲劇家協會、江西省文化局和中國劇協江西分會在撫州玉茗堂影劇院聯合舉行了紀念湯顯祖逝世366週年大會。人民政府修建的湯顯祖紀念館已建成開放。
晏殊(991-1055），字同叔，北宋臨川縣文港鄉（今屬進賢縣）人，著名詞人。
殊自幼聰明，七歲能文，被稱為“神童”，十四歲中進士，歷任太常寺奉禮郎、光祿寺丞、集賢校理、太常寺丞、戶部員外郎、翰林侍讀學士、三司使、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等職。五十三歲時，任樞密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官居宰相位。第二年罷相，被貶為工部尚書，接著又出任穎州（今安徽阜陽）、陳州（今河南淮陽）、許州（今河南許昌）等地的地方長官，後升任兵部尚書。六十四歲病逝，宋仁宗親臨喪事，死後贈司空兼侍中，謚號元獻。
晏殊知人善任，當世名人范仲淹、孔道輔都出其門下，韓琦、富弼、歐陽修、宋祁等每人平均被重用，他庭前“門前桃李重歐蘇，堂上葭莩推富范”的對聯，是他選賢任能的真實寫照。晏殊還很注意培養人才，熱心教育事業，1027年，他留守南京（今河南商丘）時，“大興學校，以教諸生”，使五代以來荒廢了的教育事業，很快由衰復興，體現了他為國興學，培養人才的戰略眼光和實幹精神。
晏殊善長詩詞尤工小令，他的詞，承襲南唐風格，追宗“西昆體”，以情致勝。文詞典麗，雍容華貴，妙語天成，韻味獨特，又不失清新雅淡，含蓄委婉，溫潤圓融，意趣橫生的藝術風格。有“導宋詞之先路”，“為北宋倚聲家之初祖”的美譽。“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和“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等佳句，為千古傳頌。作品有《珠玉詞》、《晏元獻遺文》傳世。
文天祥(1236—1282)南宋著名政治家、文學家。字履善，又名宋瑞，號文山，江西吉安人。二十歲中狀元，官至右丞相。德祐二年(1276)，元兵圍臨安（今浙江杭州市），文天祥赴元軍議和，被扣留押送北方，行至鎮江，得與戰友等逃脫南歸，至溫州擁立端宗，圖謀恢復，轉戰東南。元兵南下時，一再起兵抗禦，景炎三年(1278)兵敗被俘，囚于燕京（今北京）四年，不屈就義。年四十七。
文天祥的詩歌創作，可分前後兩個時期，前期多咏物應酬，佳篇甚少。後期詩文，都是用血淚寫成，情辭深沉而意氣激昂，感染力極強。他的大部分抗戰詩歌，都收集在《指南錄》《指南後錄》和《吟嘯集》中。這些詩，是詩人愛國主義精神的結晶，洋溢著對敵人的恨、對祖國的愛，體現了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氣概。他那“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過零丁洋》）的詩句，在我國民族解放史上光彩照人。《正氣歌》用五古的形式歷數了我國歷史上的民族英雄的不朽事跡，歌頌了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傳統，顯示了中華民族神聖不可侵犯的浩然正氣。其他如《過淮》《有感》《金陵驛》《早秋》等詩，以及〔念奴嬌 驛中言別友人〕、〔滿江紅〕等詞章，都是我國文學寶庫中的珍品。他善於運用各種手法來塑造形象，並且把抒情、議論、敘事三者融押在一起，從具體的藝術境界中流露出自己的思想感情。例如1278年被押北上，路經建康（今江蘇南京市）時所寫的七律《早秋》，八句詩，每一句都是一個具體的畫面，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寫出了悲秋情緒，最後以“六朝無限江山在，搔首斜陽獨立時”兩句詩來點明亡國的痛楚，鮮明地勾勒了詩人憂國憂民的感人形象。他的詩歌，氣勢豪放，激昂慷慨，用語平易，繼承和發揚我國詩歌的現實主義優秀傳統。“臣心一片磁鍼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揚子江》）的詩句，既交代了《指南錄》得名的由來，又集中概括了詩人的政治思想和詩文創作的傾向。有《文山先生全集》傳世。
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號醉翁,晚年又號六一居士,江西廬陵（今吉安）人。幼年喪父家貧,母親以蘆荻畫地教其識字,發憤苦學,二十四歲時中進士,後歷任翰林學士、副宰相等職,積極參與范仲淹的“慶曆革新”。同時,他又是北宋古文革新群體的領導者,文章和詩詞創作都很出色。他積極獎掖後進,王安石、蘇東坡等人都曾受到他的提攜。
歐陽修散文成就突出，散文發展史上的地位類似于中唐韓愈。政論文在歐陽修散文中佔有很大比重。這類作品多是奏章，一般以説理見長，邏輯嚴密、中心突出，但也不乏委婉變化之妙。如著名作品有《朋黨論》、《縱囚論》、《原弊》等。
歐陽修曾著《新五代史》，並與宋祁合編《新唐書》，對歷史的精確了解，使歐陽修的史論文也極具特色。《五代史伶官傳序》是其史論的名篇。文章以後唐莊宗李存勖沉溺逸樂、寵信樂官而致亡國的歷史事實，説明“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的普遍規律，見解深刻，令人深思。
歐陽修的雜記類文章也極具特色。這類文章往往不是單純記遊、記事，而是借一景一物，一人一事，抒發其人生感慨，寄託其人生理想。著名的如《豐樂亭記》和《醉翁亭記》。
歐陽修的辭賦類散文多為抒情小賦，如《鳴蟬賦》《秋聲賦》等。與前此律賦不同，歐陽修這類抒情小賦，多以散文式筆調，融議論、寫物，抒情于一爐，形式上更為靈活自由。
朱熹（1130——1200>），字元晦，號晦庵，別號紫陽，南宋江西婺源人。父朱松，進士出身，對二程理學窺研彌深，因不附和議，得罪秦檜，失官居家，以教書為業，恪守孔孟之道。其父對朱熹要求嚴格，不僅以儒家經書對他進行嚴格教導，而且對他講授“古今成敗興亡大致”，教育他關心民族社稷安危和社會現實問題，樹立抗金必勝思想和信念。朱熹嚴守父訓，刻苦讀書，青少年時代，精心研讀儒家主要著作，廣泛涉獵各家學説和各種格致之學，學業猛進，十九歲登進士第，賜同進士出身，授泉州同安縣主簿。曾任南康軍兩年零一個月。
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孝宗即位，準備啟用張浚出兵抗金，並下詔徵求內外朝臣陳述政見，朱熹立即上書陳事，在《壬午應詔封事》中指出：“今日之計，不過乎修政事，攘夷狄而矣”，並向皇帝提出三項重大措施：“夫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于後，任賢所以修政而經緯乎其中。”第二年，孝宗在垂拱殿召見朱熹，朱熹面奏三扎：第一扎，建議皇帝博訪真儒，講明《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第二扎，指出“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主張非戰無以復仇，非守無以制勝”，應當“合戰守之計以為一”第三扎，尖銳批評當時“諫諍之涂（途）尚壅（堵塞），幸（以謅媚而得寵幸）之勢方張，爵賞易致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盡）而國用末節”，應當立即“修德業、正朝廷、立紀綱”。結果，皇帝不予採納。朱熹上諫被拒，遂退居崇安武夷山寒泉精舍授徒講學，探求學問，著書立説，自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至淳熙四年（1177年）的十五年間，他的學術思想更加成熟，形成了完整的理學體系，初步實現了集理之大成宿願，名聲頗大。
朱熹在學術上的成就，使朝廷感到為難，若不任用，會招棄賢之嫌；如加任用，又恐其“干擾”朝政。經過一番研究，決定差遣他遠知偏僻之地南康軍。淳熙六年（1179）年三月，朱熹到任，治所在今星子縣。他到任之初“考按圖經，詢究民間疾苦”，貼出《知南康榜文》：第一，為解決南康“民力日困，無復安土樂生之心”的社會問題，望士人、父老、僧道、民人有能知道利弊源者，悉具以陳。第二，請士民鄉鄰父老、每年集會，教戒子弟，使“修其孝弟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敦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恤”，以成風俗之美。第三，鄉黨父老，推選子弟，入學讀經。是年，朱熹又奏請免除賦稅，並派司戶參軍與“逐縣知縣親詣旱傷田段地頭，對帳檢視”。秋後又下發《勸農文》，勸農民“趁此天時多種蕎麥及大小麥”度過災荒。又極力推行王文林所作《耕田法》與《種桑法》。翌年九月，發起重修城南湖畔石堤，“允晦間亦躬行其上，勞苦勤恤者甚眾”。
朱熹在南康任職期間，曾親至白鹿洞書院視察。眼見這座曾經與岳麓、雎陽、石鼓並稱“天下四大書院”的遺址，棟宇不存，毀於兵火的一片廢墟，感到極其傷心，然又為書院的優美自然環境讚不絕口。他説：“觀其四壁，山水清邃環合，無市井之喧，有泉石之勝，真群居講學、遁跡著書之所，”因“念廬山一帶，老（老子、道家）佛之居以百之計，其廢壞無不興葺。至於儒生舊館只此一處，而一廢累年不復振起，吾道之衰即可悼懼，而太宗皇帝敦化育才之意亦不著於此邦，以傳後世”，“其廬山白鹿書院合行修立”，遂再三向朝廷請求，孝宗皇帝終於批准重興白鹿書院。書院落成之日，他飲酒賦詩：“重營舊館喜初成，要共群賢聽鹿鳴。三爵何妨莫萍澡，一編詎敢議明誠。深源定自閒中得，妙用元從樂處生。莫問無窮庵外事，此心聊與此山盟。”並作《白鹿洞成告先聖文》），還屢次請求孝宗皇帝為白鹿洞書院題匾、賜太上皇帝御書石經、監等九經流注疏。他根據多年的教育經驗，親自製訂了《白鹿洞書院教規》，即：1、教育目的：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2、為學之序：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3、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篤敬，懲憤窒欲，遷善改過。4、處事之要：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5、接物之要：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以及循序漸進”的學習方法，熟讀精思”的學習原則。這是以程朱理學為指導思想的典型的教育綱領。這個教規，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規章制度這一，它不僅為後續中國封建社會七百年書院辦學的模式圖，而且為世界教育界所注目，國外很多教育家把它當作研究教育制度的課題，而且為世界教育界注目，國外有很多教育家把它當作研究教育制度的課題，他不只興書院，訂規章，經常親自授課講學，每逢休沐，即親至書院與學生一起質疑問難。朱熹對教學要求十分嚴格，有一次，在赴白鹿洞書院講學時，曾寫過一首詩贈給學生：“諸郎有志須精學，老子無能但欲眠。多少個中名教樂，莫談空諦莫求仙。”以告誡弟子精學儒家名教，因是白鹿洞書院規模和教學品質均為全國之冠，四方好學之士，負笈裹糧，前來求學。建昌人胡泳、李燔、呂炎和呂濤兄弟，都昌人黃灝、彭潯和彭方父子，彭蠡（今彭澤縣）人馮琦，星子人周穎等，均學有專攻，後來都成為傳播理學的重要人物。
朱熹在南康任職期間，在推行教化、整頓吏治、興利除弊等方面政聲顯著，于淳熙八年（1181年）任滿，暫回崇安故里。光宗時，趙汝愚奏為侍制、侍講。時韓胃擅權，排斥趙汝愚。慶元年（1195）年，趙汝愚罷相。朱熹、彭龜年指責過韓，均得罪。三年，將趙汝愚、朱熹等五十九人著于“偽學逆黨藉”，而朱熹被定為“偽學之首”史稱“慶元黨禁”。兩年後，朱熹病逝，享年72歲。理宗時，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從祀孔廟。
朱熹一生勤奮好學，關心國事民情，曾立志報效朝廷，獻身國家民族。然而南宋王朝政治極端腐敗，統治階級內部不斷爭權奪利，使他在仕途上一再遭受挫折，不能得志，終於絕意于官場，潛心學術，致力於著書立説，教書育人，成為南宋時期著名的哲學家、教育家，他廣注典籍，對經學、史學、文學、教育學、樂律以至自然科學都有不同程度的貢獻。在哲學思想上，他從二程關於理氣關係的學説、集理學之大成，發展成為一個完整的客觀唯心主義的理學體系，世稱朱程學派、又稱閩學、考亭學派。他認為“理在先，氣在後”，但其宇宙形成説卻能接受古代科學成果，主張陰陽二氣的演化論，如從高山上殘留蚌殼論證地質變遷（原為海洋）説等。在人性論上，他強調“天理”和“人欲”的對立，提出“去人欲、存天理”，以緩和社會矛盾。其社會歷史觀，又主張恢復三代之治，願“周孔之道常在”。他的理學，一直成為後來封建地主階級統治人民的理論工具，在明清兩代被奉為儒學正宗的地位，他的博覽和精密分析的學風，對後世學者很有影響，日本在德川時代，“朱子學”也頗流行。他進行學術研究和講學緊密結合，師生共同研究著述的經驗是值得借鑒的。他在教學實踐中的經驗，對後代書院的發展、自由講學風氣的提高、學術研究空氣的濃厚都有影響。他的學術著作很多，有《四書集注》、《太極圖説解》、《通書解説》、《周易讀本》、《楚詞集注》，後人輯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語象》等。其中《四書集注》成為欽定的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標準
陶淵明（365—427），字元亮，別號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潛，卒後親友私謚靖節。東晉潯陽柴桑人（今九江市）人。
陶淵明出身於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勳，軍功顯著，官至大司馬，都督八州軍事，荊、江二州刺史、封長沙郡公。祖父陶茂、父親陶逸都作過太守
年幼時，家庭衰微，八歲喪父，十二歲母病逝，與母妹三人度日。孤兒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裏生活。孟嘉是當代名士，“行不茍合，年無誇矜，未嘗有喜慍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亂；至於忘懷得意，傍若無人。”（《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淵明“存心處世，頗多追倣其外祖輩者。”（逮欽立語）日後，他的個性、修養，都很有外祖父的遺風。外祖父家裏藏書多，給他提供了閱讀古籍和了解歷史的條件，在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的兩晉時代，他不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樣學了《老子》《莊子》，而且還學了儒家的《六經》和文、史以及神話之類的“異書”。時代思潮和家庭環境的影響，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兩種不同的思想，培養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愛丘山”的兩種不同的志趣。
陶淵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懷著“大濟蒼生”的願望，任江州祭酒。當時門閥制度森嚴，他出身庶族，受人輕視，感到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晉書陶潛傳》）他辭職回家後，州裏又來召他作主簿，他也辭謝了。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荊州，投入桓玄門下作屬吏。這時，桓玄正控制著長江中上游，窺伺著篡奪東晉政權的時機，他當然不肯與桓玄同流，做這個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詩中寫道：“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辛醜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對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遊戀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二首》）對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發出了深長的嘆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喪辭職回家。元興元年（402年）正月，桓玄舉兵與朝廷對抗，攻入建康，奪取東晉軍政大權。元興二年，桓玄在建康公開篡奪了帝位，改國為楚，把安帝幽禁在潯陽。他在家鄉躬耕自資，閉戶高吟：“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盼莫誰知，荊扉晝常閉。“表示對桓玄稱帝之事，不屑一談。元興三年，建軍武將軍、下邳太守劉裕聯合劉毅、何無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蘇鎮江）起兵討桓平叛。桓玄兵敗西走，把幽禁在潯陽的安帝帶到江陵。他離家投入劉裕幕下任鎮軍參軍。（一説陶淵明是在劉裕攻下建康後投入其幕下）。當劉裕討伐桓玄率兵東下時，他仿傚田疇效忠東漢王朝喬裝馳驅的故事，喬裝私行，冒險到達建康，把桓玄挾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馳報劉裕，實現了他對篡奪者撫爭的意願。他高興極了，寫詩明志：“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榮木》第四章）劉裕打入建康後，作風也頗有不平凡的地方，東晉王朝的政治長期以來存在“百司廢弛”的積重難返的腐化現象。經過劉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則），先以威禁（預先下威嚴的禁令）的整頓，“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風俗頓改“。其性格、才幹、功績，頗有與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對他産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劉裕為了剪除異己，殺害了討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無罪的王愉父子。並且憑著私情，把眾人認為應該殺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謚任為錄尚書事領揚州刺史這樣的重要的官職。這些黑暗現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鎮軍參軍經曲經阿曲伯》這首詩中寫道：“目倦山川異，心念山澤居”“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緊接著就辭職隱居，于義熙元年（405年）轉入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部任建威參軍。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劉敬宣上表辭職。劉敬宣離職後，他也隨著去職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紹他任彭澤縣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潯陽郡派遣郵至，屬吏説：“當束帶迎之。”他嘆道：“我豈能為五十斗米向鄉里小幾折腰。”遂授印去職。陶淵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辭彭澤縣令結束。這十三年，是他為實現“大濟蒼生”的理想抱負而不斷嘗試、不斷失望、終至絕望的十三年。最後、賦《歸去來兮辭》，表明與上層統治階級決裂，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決心。
陶淵明辭官歸裏，過著“躬耕自資”的生活。夫人翟氏，與他志同道合，安貧樂賤，“夫耕于前，妻鋤于後”，共同勞動，維持生活，與勞動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關。歸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檐，桃李滿堂前。”淵明愛菊，宅邊遍植菊花。“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從雜詩》）至今膾灸人口。他性嗜酒，飲必醉。朋友來訪，無論貴賤，只要家中有酒，必與同飲。他先醉。便對客人説：“我醉欲眠卿可去。”義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縣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遷至栗裏（今星子溫泉栗裏陶村），生活較為困難。如逢豐收，還可以“歡會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如遇災年，則“夏日抱長饑，寒夜列被眠”。義熙末年，有一個老農清晨叩門，帶酒與他同飲，勸他出仕：“襤褸屋檐下，未足為高棲。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願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稟氣寡所諧。纖轡（回車）誠可學，違已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飲酒》）用“和而不同”的語氣，謝絕了老農的勸告。他的晚年，生活愈來愈貧困，有的朋友主動送錢周濟他。有時，他也不免到府請求借貸。他的老朋友顏延之，于劉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經過潯陽，每天都到他家飲酒。臨走時，留下兩萬錢，他全部送到酒家，陸續飲酒。不過，他之求貸或接受周濟，是有原則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濟親自到他家訪問。這時，他又病又餓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濟勸他：“賢者在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説：“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檀道濟饋以梁肉，被他揮而去之。他辭官回鄉二十二年一直過著貧困的田園生活，而固窮守節的志趣，老而益堅。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還清醒的時候，給自己寫了《輓歌詩》三首，在第三首詩中末兩句説：“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表明他對死亡看得那樣平淡自然。
陶淵明的作品感情真摯，樸素自然，有時流露出逃避現實，樂天知命的老莊思想，有“田園詩人”之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