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鐘揚的離去為何讓如此多的人不捨？科學界、教育界……無數人自發地懷念他，追憶他。我們跟隨他生前在雪域高原、在上海海濱、在復旦校園播撒下的種子，不斷探尋他的精神世界，採擷他生命之樹結出的甘美果實。透過它們，一個精神世界更加豐富的鐘揚向我們走來。
“那年8月，我們的考察隊沿著泥濘小道穿越羌塘草原……半夜，一陣胸悶將我從睡夢中驚醒。我急忙喚醒同屋的博士生老王，説‘開點窗吧’。他應聲起床。黑暗中，卻聽‘哐當’一聲巨響，一股寒風撲面而來——糟糕，老王把整面窗戶從二樓推了下去……第二天清晨，隊伍重新起程，車開了回頭看，熟悉的土墻，挂滿經幡的瑪尼旗桿，旅館老闆一家子揮舞告別的手臂。那後面，一縷晨光正巧投進洞開的窗口，心頭頓時涌起暖意。”
上述短文節選自《藏北的窗》，是鐘揚對工作日常的記錄，也見證了這位生物學家的“文藝心”。
鐘揚的文章寫得好，他的同事好友們都很佩服。據他的中學同學講述，在同齡人還懵懂的時候，他大事小事都能講出個所以然來，在中學時的作文幾乎都是範文，常會被貼在學校門口。後來雖然沒學文科，成了科學家，但從小練就的一顆“文藝心”，為他此後科學研究事業打上了豐滿厚實的底色。
最直接的體現就是，他的科普文章特別好看，科普講座特別好聽，他大約稱得上是生物學家裏最會做科普的專家之一。他能用最簡潔的話語，把複雜的科學知識説得輕鬆有趣，讓你分分鐘“路轉粉”，沒準從此就跟著他走上了生態學研究的道路。
對於這一“特別”的能力，他也毫不謙虛：“科普畢竟姓科，寫科普的人科學素養要高。如果你很久不在科學一線工作，思想就脫離主流了。現在，一流的科學家一般不寫科普文章，許多寫的人科學思想又比較老舊；第二，科普的載體屬於文學範疇，你的文學素養也要高。現在好多科學家寫科普文章太直白。我大學的時候寫詩，感覺一個月15元的助學金不夠了，就寫首詩去發表，一首兩塊錢。寫得好一點有十塊錢，可以請三個朋友喝酒。我知道做人要直，但寫詩要曲。天上管寫作的叫文曲星，不叫文直星。寫科普也得要創新，這跟搞科研一模一樣。”
鐘揚從小背詩詞，也寫詩；他也練書法，喜歡畫畫，會拉二胡，有時還學點音樂知識。少年時的他就有著嚴格的時間管理意識，努力“做時間的主人”。只是這些興趣愛好後來大多被繁忙的工作湮沒了。但若是仔細看他的課堂板書，那一手漂亮的字就能讓你折服。在美國做訪問學者時，他的書法特長有了用武之地。一有機會，他就教外國朋友用毛筆寫“中國”兩個大字。妻子張曉艷説，那時候的他特自豪。
鐘揚那顆“文藝心”背後，其實是濃濃的家國情懷。
他曾憶起初中時的一幕：“那是一個明媚的早晨，我拿著一本英語書跑到城外山上早讀。一會兒來了一個農村的小夥子，擔著一擔土糞往山坡地裏送，跑得很快，累得滿頭大汗。撒完了糞，他用羨慕的目光看了我一眼，挑起空擔子，又慢慢下坡了，看樣子他在邊走邊想心思。看著他，我心裏突然翻起了浪潮——中國的農民還這樣苦，勞動方式還這樣落後，多麼需要用科學文化來改變這種現狀啊！這件事對我觸動很大，後來我以此素材寫了一首詩發在《中嶽》雜誌上。”
少年情懷總是詩。那時的鐘揚，就想得很深、很遠。
這顆“文藝心”，就是“中國心”。
所以，那一扇藏北的窗，那一縷晨光，讓他怦然心動。
那一粒粒種子，讓他半生跋涉，在高山礫石間書寫永恒的詩意。（記者 顏維琦）
京ICP證130248號京公網安備1101020033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