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40年代，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從解放區傳播到國統區時，郭沫若曾評論説《講話》“有經有權”，毛澤東對此深以為然。所謂“有經有權”是指，《講話》中有的內容總結了文藝的根本規律，是“經”久不變的，有的內容則是針對當時文藝界具體情況所做的思考，是從“權”的，隨著時代的發展可能會發生變化。上世紀80年代，胡喬木在談到《講話》時，指出《講話》至少有兩個原則是文藝的根本規律，第一個是《講話》在文藝理論史上最先提出的“文藝為人民”以及“如何為人民”的問題，第二個則是“生活是文藝創作的唯一源泉”這一重要命題。
五四以來，我們的“新文學”是在借鑒西方文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西方文學的觀念與創作方法對我們的作家有很大影響。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思潮的涌入，不少作家對西方文學趨之若鶩，紛紛模倣並借鑒西方文學的某些創作方法，有的甚至被稱為“中國的卡夫卡”、“中國的馬爾克斯”、“中國的博爾赫斯”，文學界形成了一種不良的傾向，一個作家的最高追求似乎就是寫得像西方作家，“西方文學”仿佛成了評價中國作家的唯一標準。可以説這是一種不健康的文化生態。
那麼，我們是否應該借鑒或模倣傳統中國文學藝術呢？如今，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情感方式乃至世界觀、宇宙觀，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對於傳統文學藝術所凝聚的中國人的經驗及其美學形式，我們在今天也只能借鑒，而不能簡單地模倣，我們應該創造出凝聚現代中國人經驗與心靈的新“經典”，而不是簡單地模擬傳統的經典之作。在這裡，我們可以回到《講話》的經典論述：“生活是文藝創作的唯一源泉”。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模倣西方文學藝術還是模倣傳統經典，他們都是從書本出發的，而不是從活生生的現實中來的，這樣的作品缺乏真實的血肉與體溫，缺乏真切的生命體驗，也缺乏真誠的歡笑淚水，因而只能是“贗品”。我們的時代需要現代的《紅樓夢》，需要中國的《百年孤獨》，但是，偉大的作品只能來自於對時代生活的深刻體驗、觀察與思考，而不是來自於對偉大作品的模倣。偉大的作品既是時代的産物，也在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經驗與心靈賦形，即使在形式上不像既有的經典，也不妨礙其偉大。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中國處在巨大的轉型之中，30年來我們所經歷的是激烈而又全面的社會變革，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範圍內也是絕無僅有的。現實已經為我們提供了如此豐富的素材，只要從鮮活的真實生活出發，我們就有可能創作出真正優秀的作品。
但是在這裡，仍有一個問題值得辨析，《講話》中強調的“生活”主要是指“工農兵生活”，因而強調作家要“深入生活”，有批評者則提出“處處有生活”，即作家也置身於生活之中，因而不需要特別去“深入生活”。的確，每個作家都置身於生活之中，只要作家能夠對個人生活有深切的體驗，也能寫出較為出色的作品；但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作家在個人生活中的體驗、觀察與思考，也受限制于其所處的階層、群體與具體環境。一個有抱負的作家不應僅僅局限于“個人”，而應該力圖去突破這些限制，理解他人，理解基層，理解這個世界，只有具備這樣的情懷、思想與能力，才能更加深刻地體驗到時代生活的豐富之處，才能創造出更加恢弘、獨特而微妙的作品。在我們這個時代，工人農民雖然處於社會基層，但卻構成了社會的主體，他們在根本上決定著國家的命運與民族的前途，我們能否理解這個時代，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能否理解他們的生活與世界。我們的作家只有深入他們的生活，表達出他們的心聲，才能更完整地表達出中國人的經驗與內心世界，才能創造出真正代表一個時代的作品，才能推動我們社會的發展與時代的進步。在這個意義上，重溫《講話》對“生活”及“深入生活”的論述，對我們當代文藝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李雲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