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毛澤東同志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70週年，追溯《講話》的背景，重溫《講話》精神，再提《講話》宗旨，在21世紀的今年有特別鮮明的現實意義。首先，讓我們對歷史投去匆匆的一撇。
70多年前中國工農紅軍經歷兩萬五千里長征順利到達陜北，建立革命根據地，延安寶塔山如同大海中的明燈吸引著來自全國各地投奔光明的各界人士，其中來自國統區的文藝工作者尤為引人注目，他們另一方面為延安全新的生活而感奮激動，另一方面也因為在全新的生活環境下找不到自我定位而困惑。一方面，他們以五四以來新文化運動中的知識分子精英而感到自豪；另一方面，他們雖然提出了文化藝術大眾化的口號，但是在實際行動中抱有劃大眾的基本立場和態度。他們一方面在延安帶著從國統區拿來的行頭演出的洋人戲劇裏的角色；另一方面，他們從心裏其實拒絕著民間流傳的千百年的文化。他們一方面努力創作的屬於自己的陽春白雪；另一方面在骨子裏將普通民眾生活中的文藝看作是下裏巴人的東西。
於是，自我定位的崇高和藝術現實生存的衝突鮮明地擺在每一個亭子間出身的延安的文化人面前。1942年，針對當時延安知識分子存在的種種問題，在陜甘寧邊去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同志發表了著名的講話，全面總結五四以來我國革命文藝發展的基本經驗，聯繫當時延安和抗日根據地的文藝工作實際情況，闡明和發展了馬列主義的文藝思想，回答了中國無産階級文化發展道路上一些重要的理論和策略問題，特別是鮮明地提出了為什麼人服務和如何為人民服務的這兩個根本問題和原則問題，明確指出了文藝為人民大眾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可以説毛澤東同志的《講話》在20世紀40年代其實是一篇真典實例的經典之作，而70年來則是一篇全面闡述我黨根本文藝方針的指導性文件。毛澤東針對當時熟悉一些西方文學和戲劇的自居為文學家、戲劇家的人們指出，古往今來的優秀文藝作品和大師名作都是生活之流變和反映，而只有人民的生活才是藝術創作的真正源頭。
《講話》中提出的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反應的産物的著名論斷，至今閃耀著真理的光芒。《講話》對文藝工作者提出的深入工農兵群眾、深入實際鬥爭、站在無産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創造新文學藝術作品的總體要求，對普及和提高文藝遺産的繼承和革新、文藝批評的原則以及文藝與政治的關係、黨的文藝工作與黨的整個工作的關係、文藝界的統一戰線、政策等等問題所做出的精闢闡述，今天重讀仍然醒目而具有現實意義。《講話》落地有聲，如同春雷警醒了延安文化人，一場以延安新秧歌運動命名的文藝創造展開了翻天覆地的驚人行動，原來言必稱希臘的文學家們虛心向民間藝人學習，唱起了陜北的《信天遊》，原來帶著洋發套只演出外國大戲，言必稱斯坦尼體系的魯藝人拜民間舞者為師扭起了大秧歌。
可以説從《講話》之後，2000年封建社會中一直被低看級等的人民大眾的藝術真正登上了大雅之堂，中國文學藝術歷史發展實踐中一種體現著文化公平、藝術民族的精神被《講話》激活和啟發了，這是一場以新秧歌的名義進行的文化藝術的全新突破，其方向溫完全符合中國文明進步的歷史總趨勢，從而具有了核心價值觀的巨大建設意義。70年過去了，彈指一揮間，在今天的歷史條件下，時代氛圍、視野環境、審美趨勢都發生了變化的今天，再讀《講話》到底有沒有意義？當然，《講話》發表尤其鮮明和具體的政治目的，即動員一切力量為解放中國而奮鬥。然而，中國舞蹈發展的實踐、中國舞協的工作經歷以及我自己藝術創作的實踐，都讓我體會到《講話》的真理性至今光芒四射，現實意義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