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制度設計中，眾議院的許可權名義上淩駕於參議院。首相人選、政府預算案以及條約的批准，均以眾議院表決結果為最終議決。但是，預算案相關法案以及其他普通法案的通過，必須同時得到參議院的支援，除非執政黨在眾議院擁有三分之二以上席位。更極端的情況下，即便執政黨在眾議院擁有絕對多數地位，參議院可以利用最長拖延審議60天的規定，拖到當屆國會閉會，法案自然“流産”。
因此，幾乎與日本首相更疊劇相伴，近年頻頻見諸報端的一個名詞就是“扭曲國會”，即執政黨和在野黨分別控制國會眾議院和參議院。在這種背景下，2007年後的兩年，安倍、福田、麻生三名自民黨首相先後黯然下臺。到2009年，民主黨贏得眾議院選舉，首次上臺執政，並一舉掌握了眾參兩院控制權。然而，好景不長，2010年參議院選舉中，自民黨捲土重來，“扭曲國會”再現。此後，自民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輪到鳩山、菅直人品嘗“扭曲國會”之苦。
日本首相“生産線”的另一缺陷與黨首選舉制度有關。原則上，日本首相任期與4年一屆的眾議院同步。首相中途辭職的話，除非同時宣佈解散眾議院，否則繼任首相仍從執政黨內産生。以這次民主黨代表選舉為例，新的黨首由民主黨國會兩院議員投票産生。這就意味著，不受首相解散權制約的參議員與受到制約的眾議員的選票分量一樣。由於新黨首即事實上的新首相，這就有悖眾議院在首相人選中擁有決定權的制度設計。
於是，日本的參議院和參議員因為不受首相解散權的制約，某種意義上成為日本政局“暴走”的重要誘因。
這也帶出了另外一個後果，即除了4年一次的眾議院選舉和3年一次的參議院半數改選外，日本選民對政治的發言權被實質架空，政治在某種意義上成為各黨職業政客爭權奪利的遊戲，這反過來導致普通民眾對政治的疏離和厭惡。
而從這種政治叢林中殺出來的新首相，為制衡國會和黨內反對力量，容易傾向於依賴“人氣”戰術博取政權支援，這在以往小泉執政時表現突出。
就此，日本《朝日新聞》評論主筆若宮啟文等人指出，日本政治現狀“極度劣化”，亟需對眾參兩院的權力架構和現行選舉制度進行根本改革。（馮武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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