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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解讀敦煌前世今生:莫高窟1650歲“高齡”了

2016年12月25日 11:46:31  來源:華西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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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栩栩如生的敦煌塑像仿製品。

  已經1650歲“高齡”的敦煌莫高窟,與麥積山石窟、雲岡石窟、龍門石窟並稱為中國“四大石窟”。作為敦煌文化的實物遺存之一,莫高窟無疑是王冠上那顆最璀璨的明珠。千百年來,這座文化聖殿令無數人前赴後繼趕去朝拜,無論是生動傳神的壁畫,還是豐富多彩的塑像,抑或是莊嚴肅穆的洞窟建築,都令人心之神往。

  12月27日,“絲路之魂敦煌藝術大展暨天府之國與絲綢之路文物特展”將在成都博物館對公眾開放。僅是因為接展、布展的照片,就已經持續霸屏了成都人的朋友圈——原因無他,只是“敦煌”二字的魅力。就連“敦煌女兒”、致力於敦煌研究40餘年的七旬老人樊錦詩也認為“敦煌是永遠讀不完的”。

  為何在“四大石窟”中,敦煌莫高窟的關注度最高?琳瑯滿目的壁畫、彩塑、石窟如何拔地而起?又為何發生在敦煌?記者就此採訪了敦煌學博士、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學系副教授董華鋒,請他解讀敦煌的前世今生。

  “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季羨林

  敦煌濫觴于二僧

  敦煌莫高窟開崖鑿窟的第一聲錘音,發生在前秦建元二年(西元366年)。在鳴沙山東麓執錘開山者是個僧人,名叫樂僔,後來被譽為“莫高窟創始人”。

  這段開山鑿窟的歷史,被記載于唐代《李克讓重修莫高窟佛龕碑》一書中:“莫高窟者,厥初,前秦建元二年有沙門樂僔,戒行空虛,執心恬靜,嘗杖錫林野。行至此山,忽見金光,狀有千佛……造窟一龕。次有法良禪師,從東屆此,又于僔師窟側更即營建。伽藍之起,濫觴于二僧。”

  這段文字詳細記載了樂僔、法良兩位僧人先後開鑿莫高窟的真實歷史,兩人也被一同尊為莫高窟的開窟鼻祖。

  前秦建元二年,有個叫樂僔的僧人,他常常手持禪杖在荒郊野外雲遊修行。有一天他路過三危山,忽然看到金光萬丈,就像有上千個大佛發出的光芒,於是在這裡開鑿了洞窟供奉佛像。之後,另一僧人法良從東而來經過此地,就在樂僔開鑿的洞窟旁邊安營紮寨。敦煌的佛教文化,就起源於這兩位僧人。

  之後,篤信佛教的東陽王元榮與建平公于義先後出任瓜州(敦煌古稱之一)刺史,又各修一大窟。此後,莫高窟的開窟造像興盛起來,北涼、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10個朝代、長達1000年時間內,人們在前臨宕泉河、東向三危山的鳴沙山東麓,密密麻麻地開鑿了各種洞窟。據統計,古代僧侶信眾禮佛的場所集中在南區,現存洞窟492個,塑像2000余尊,壁畫4.5萬平方米以及木構建築5座;北區則是僧侶修行、居住、圓寂的場所,有洞窟遺址243個。

  關於敦煌莫高窟創建的時間,不同的古籍記載概不相同。據五代敦煌寫本《沙州城土境》記載,莫高窟“永和八年癸醜歲創建窟”,即西元352年創建莫高窟;而西晉《莫高窟記》卻説“敦煌名士晉司空索靖在莫高窟題壁號‘仙崖寺’”,又將莫高窟的創建時間提前至西元290年左右。雖然古文獻上對此莫衷一是,但學界普遍認可西元366年為莫高窟創建的起點。

  為什麼是在敦煌?

  如果不是因為舉世聞名的莫高窟,你或許不會留意位於河西走廊的最西端的敦煌。千百年間陸續建成的規模龐大的石窟群,讓世人的目光齊聚在敦煌,哪怕漂洋過海,哪怕翻山越嶺,也要來這裡朝拜。

  如此琳瑯滿目的壁畫、彩塑、石窟為何發現于敦煌?開窟鼻祖樂僔僧人的停留是偶然還是必然?敦煌的前世今生,都逃不過歷史車轍碾壓的規律。

  敦煌古稱瓜州,歷史可上溯至4000年前的夏代。戰國至秦,瓜州一帶居住著塞種人、烏孫人和月氏人,後來,月氏人逐漸強大,打敗烏孫人,趕走塞種人;西漢初年,居住在蒙古高原的匈奴又強大起來,將月氏人征服後分別遷移至中亞(大月氏)和祁連山一帶(小月氏);漢高祖劉邦不得不以和親、財寶換取邊境的片刻安寧。

  至漢武帝時代,漢朝主動抗擊匈奴,一面派遣張騫出師西域尋找大月氏聯合夾擊匈奴,一面以軍事手段佔領河西走廊。西元前111年,漢朝在河西走廊設置了四個行政區,“河西四郡”分別是張掖、武威、酒泉和敦煌。敦煌之名得以問世,並且成為中國西面的門戶。

  張騫先後兩次出使西域,為絲綢之路沿線帶來了繁榮,地處絲路要道的敦煌經濟、文化都開始騰飛。東漢末年,拒絕董卓徵辟而隱居鄉里的張奐,在敦煌收弟子千人,著《尚書記難》,兒子張芝、曾孫輩的索靖都長于書法。三國至兩晉時期,宋纖、索襲、郭瑀等史上有名的“碩德名儒”大多在此隱居避世。西元400年,李暠以敦煌為首都建立了西涼王國,他廣納英才、大興教育,令敦煌經濟繁榮昌盛,文化方興未艾,為佛教文化在敦煌的傳播埋下了種子。

  古敦煌猶如今深圳

  敦煌地處甘肅、青海、新疆三省(區)的交匯處,是古代中國通往西域、中亞和歐洲的交通要道——絲綢之路上的必經之路,商貿往來門庭若市,熙熙攘攘。

  古時候的敦煌到底有多繁華?打個形象的比喻,正如著名敦煌學者王惠民此前接受採訪時所形容,“古代敦煌就像現代的深圳一樣”。如果你去過深圳,目睹了這座國際化的都市高樓大廈鱗次櫛比,感受到沿海城市沐浴著前沿科技之風帶來的生活便利,體驗了一把“深圳速度”創造的日新月異,不妨想像一下,這樣車水馬龍、富賈雲集的場景,也曾經發生在敦煌。

  位於東西交通要衝的敦煌,是西行求法或東來傳教的僧侶的途經之地,他們或傳道授業,或普度眾生,或稍作休整,都讓敦煌這一方土地,成為我國最早接觸佛教的地方。根據魏書《釋老志》記載,“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舊式,村塢相屬,多有塔寺”,可見西域的文化對敦煌的影響之大。

  一千多年前,佛教在西域諸國盛行,建塔造寺、開窟築像的佛教藝術也隨之傳入敦煌。

  早在魏正始年間(西元240-249年),月氏人竺法護就在敦煌出家,從罽(音ji)賓文人和龜茲使節處得到一些梵文佛經,在敦煌、長安、洛陽等地名聲鵲起,信徒多達上千人。此後,他的弟子竺法乘,敦煌人于法蘭、于道邃等高僧興建寺廟,為大眾現身説法。這樣濃郁的佛教氛圍,讓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勢,不少內地高僧到此開鑿洞窟修行,莫高窟應運而生。

  敦煌興衰一言難盡

  隋唐時期,盛世敦煌進入日新月異的“黃金時代”,與兩位皇帝的推崇密不可分,他們分別是楊堅和武則天。

  幼年成長于寺院的隋朝開國皇帝楊堅,登基後尊佛教為國教,還下令保護寺院佛像。仁壽年間(西元601年至604年),他派中使專程去莫高窟修建了當時唯一的舍利塔。

  西元607年左右,派駐張掖(古稱“甘州”)的黃門侍郎裴矩撰寫《西域圖記》一書,詳細記錄了絲綢之路的三條路徑以及西域的山川路況、風土人情和衣著物産等,令隋煬帝楊廣興趣陡增。兩年之後西巡時,他在張掖召見西域27國使節,史稱“萬國博覽會”。這不僅是隋煬帝好大喜功性格的彰顯,也充分展示了國力昌盛與河西一帶的繁榮。隋朝短短38年間,就有70座洞窟興建於莫高窟。

  到了唐朝,敦煌的戰略地位得到鞏固,它不再是西南邊陲小城,而是統領西域的後方基地,加之武則天下令支援造彌勒佛像,讓莫高窟營建步入“黃金時代”。

  據説在武則天登基之前,如何為她尋找一個順應天意的理由,心腹大臣絞盡腦汁。薛懷義和僧法明等僧人甚至偽造了一部《大雲經》,寫道:“一佛沒七百年後,為女王下世,威伏天下。”此後又作《大雲經疏》,稱武則天理應“當代李唐,入主天下”。武則天作為中國第一個女皇帝登上歷史的舞臺,遂下令全國頒布《大雲經》和《大雲經疏》,在各州縣建大雲寺,造彌勒佛像。

  盛極必衰,敦煌也未能倖免。西元920年,以曹議金為代表的曹氏從張議潮家族接過大權,管轄敦煌長達100多年。雖然曹氏家族不遺餘力營建洞窟,但繪製簡陋、千篇一律。經過西夏、蒙元時代的苦苦掙扎,明代以後,敦煌石窟藝術幾乎是空白,這段關於敦煌石窟的藝術史到元代便宣告結束。

  12月6日,成都博物館,敦煌文物仿製品正在緊張布展。

  包羅萬象的百科書

  什麼是敦煌?走進石窟,一目了然。

  本次展覽特地從敦煌運送來了8個復原石窟,而原窟的歷史價值與藝術價值極高,目前作為重點保護文物基本未向觀眾開放。這次送來成都參展,除了中唐158窟以五分之四的比例複製之外,其餘洞窟都按照1:1比例複製,再現敦煌石窟的原貌。

  例如第45窟,原窟位於莫高窟南區中段下層,雖無明確的造窟功德記和文獻記載,但從洞窟形制、壁畫內容和藝術風格看,其營建時間應在盛唐時期,被董華鋒讚嘆為“最具代表性的敦煌盛唐洞窟”。

  這個洞窟最大的看點是正壁敞口龕內的塑像,原係九身,龕外兩側力士像已毀,現存七身,是佛國世界裏的標準組合。塑像按照通常秩序縱向對稱地佈置在深敝口龕內,以佛像為中心,按身份等級侍列成對弟子、菩薩、天王,由於身份的不同,每個人物的表情和氣質也截然不同。

  雖説佛像威嚴,但並非不可接近。董華鋒在窟內演示,參觀這個洞窟的要旨在於在塑像前找到一個合適的點位,蹲下,你就會發現所有的塑像都將微微低垂的目光聚焦在這裡,冥想之中似乎走進佛國世界與之對話。

  第45窟作為莫高窟盛唐時期的代表窟之一,其形神兼備的塑像和栩栩如生的壁畫,直接反映了當時社會各階層人們的生活風貌。值得一提的是,這個洞窟內的壁畫與絲綢之路關係密切。在南壁西側的《觀音經變》圖上,其中一難就是“救賊難”,壁畫講述了胡商遇盜的場景。一群運輸貨物的商人突然遭遇強盜持刀搶劫,馱著貨物的駱駝和驢子止步臥下,商人情急之下念誦觀音的名號,觀音就趕來營救。圖畫中的商人高鼻、深目、戴尖帽,並非中原人的衣著打扮,而是粟特人的裝束。這一特徵與絲綢之路的考古發現非常吻合。

  前文所述只是一個洞窟裏的內容,那敦煌4.5萬平方米壁畫該有多少浩瀚的內容:帝王將相、民族關係、使者朝會、商旅往來、生産勞動、風俗禮儀、婚喪嫁娶、耕作扶桑、行船駕車、屠宰涉獵、灑掃宴飲、音樂舞蹈、衣冠服飾、天文地理、醫藥科技……莫高窟是一部包羅萬象的“大百科全書”,更是一座寶貴的歷史形象資料陳列館。

  焦點關注

  散落的敦煌文物

  難論好壞

  長期以來,很多人關心這樣一個問題:敦煌文物是不是“好東西都被挑選運往國外,剩餘的文物價值並不高”呢?讓莫高窟名聞世界的“導火索”,是敦煌道士王圓籙,那麼如何看待王道士後來的“敗家”行為呢?

  文化學者余秋雨的散文《敦煌遺恨》,講述了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前世今生,王圓籙道士的意外發現讓人胸悶窩火,卻又無可奈何。説王道士是一個讓人又愛又恨的角色。

  事實上,清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西元1900年6月22日),王圓籙在清理第16窟的積沙時意外發現了藏有6萬多件寫經、文書和文物的藏經洞(即莫高窟第17窟),讓莫高窟被來自世界的虎視眈眈的目光盯梢、惦記。王圓籙的墓誌銘對此也有記載:“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則有小洞,豁然開朗,內藏唐經萬卷,古物多名,見者多為奇觀,聞者傳為神物。”

  莫高窟終於引起來自世界各地的關切,只不過最早一批聞著血腥味匆匆趕來的“強盜”,早已將其視為砧板上的肥肉。

  王圓籙發現藏經洞之後,逐級彙報給縣令、肅州道臺、甘肅學政,甚至還給“老佛爺”寫信,但並未寄出。藏經洞的發現遭遇了“冰火兩重天”,國內報告石沉大海,西方竊賊接踵而至,俄國人奧勃魯切夫,英國人斯坦因,法國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吉川小一郎,美國人華爾納等人“見者有份”。

  提及這段歷史,不少人都認為“藏經洞裏的文物大量流失,好東西都被挑選運往國外,剩餘的文物價值並不高”,董華鋒老師對此持否定意見。在他看來,這些散落在外的國寶並不能簡單地用“好壞”來作衡量,只能從數量上來講,藏經洞出土的古代寫本、文書、藝術品在世界各大博物館都有收藏。就連四川博物院也有兩件出土自敦煌藏經洞的北宋絹畫,非常精美、藝術價值高。

  無論是以“歷史罪人論”還是“無知黑鍋論”來定義王圓籙的盜賣文物行為,都不能脫離當時的時代背景。清王朝風雨飄搖,大環境內憂外困,加之經濟上捉襟見肘,敦煌文物遭到掠奪並非王一人之過。“他處於特殊的時代,文化水準不高,我們沒辦法再去苛求他有更大的作為。當然,他客觀上是造成了文物的流散,這個毋庸置疑,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這些流散到國外的敦煌寫經、藝術品,也使得敦煌的東西一發現就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關注,從這個角度來講,對於研究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董華鋒説。

  華西都市報記者曾潔陳羽嘯攝影報道

[責任編輯:張曉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