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8年里,李大君跟蹤和調研過百余起建築農民工討薪、工傷索賠等案子。夜宿過工地、露宿過街頭、去過工傷農民工的老家、為了見上老板一面整夜守候;有過被相關職能部門踢來踢去“當皮球”的經歷,還遭遇過涉事工地的雇黑報復。但更多的時候,他說自己更像是一個傾聽者、陪伴者。
“不知會用多少時間,我想為像我父親一樣的人,做點事情。”他說。
在最近的8年里,李大君跟蹤和調研過百余起建築農民工討薪、工傷索賠等案子。夜宿過工地、露宿過街頭、去過工傷農民工的老家、為了見上老板一面整夜守候;有過被相關職能部門踢來踢去“當皮球”的經歷,還遭遇過涉事工地的雇黑報復。但更多的時候,他說自己更像是一個傾聽者、陪伴者。
“不知會用多少時間,我想為像我父親一樣的人,做點事情。”他說。
李大君跟老何初次見面,是在一個由雞圈改建的工棚里。
當時,他剛來北京不久,在北大中國社會工作研究中心搞項目,常去北五環外一些建築工地做探訪。有天晚上,李大君匆匆忙忙地趕末班車去,路過一間工棚。工棚的門板縫隙很大,他不經意地瞥了一眼,瞧里邊坐了倆人,是他沒見過的兩個工人。李大君推門進去,認識了老何兄弟倆。
那一陣兒,李大君結識了很多像老何這樣,在建築工地打工的農民工。他們的生存狀況和生活遭遇讓他震驚,也觸碰到了他內心最柔軟的地方。
2009年,李大君和夥伴們注冊成立了北京行在人間文化發展中心,主要服務對象,就是進城務工群體中“勞動權益最難保障、生活條件最為艱苦、文化生活最為匱乏的建築農民工”。
後來,他幹脆把家也安在了北五環外的打工者聚集區。跟人合租一個小院,算上廁所一共5間平房。李大君住的屋十平方米,只能放下一張床,不見陽光,冬天燒蜂窩煤取暖,每月租金200塊。
連同行都說他:你與這些服務對象吃住在一起,多痛苦。
[責任編輯:郭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