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媒揭秘“辱國議員”如何走上“港獨”路

　　梁頌恒、遊蕙禎

　　原標題：港媒揭梁遊如何走上“港獨”路：缺家教、“獨風”盛

　　【環球時報駐香港特約記者楊偉民】“青年新政”成員梁頌恒及遊蕙禎成為香港歷史上最“短命”的立法會候任議員。《大公報》記者日前走訪他們曾經就讀的中學和大學，接觸他們的同學、家人及街坊後發現，兩名被譏為“小學雞”的政治新丁原來家庭教育缺失，學校教育不良，走入社會又交上了“港獨”朋友。

　　遊蕙禎與父母關係冷淡

　　香港《大公報》28日報道稱，遊蕙禎1991年出生在公務員家庭，父親退休前是香港水務署高級技術人員，月薪4萬多港元;母親退休前為助理文書主任，月薪2萬多港元。遊蕙禎因家境不錯，並沒有養家包袱，父母對她毫無管束。她不諱言加入“青年新政”沒有知會父母，“擺街站而已，為何要通知父母？”2015年年中，遊辭去會計師公會的一份文職工作，出任“青年新政”社區主任為區選鋪路，父母毫不知情。到今年9月參選立法會，她也只是偶然向父母提了一句，沒有具體交代。《大公報》接觸遊家的鄰里街坊，大多認為她很幼稚。一些鄰居反映，遊蕙禎在被取消議員資格後回家次數多了起來，她的父母以“忙碌”為由不接受採訪，但當問起遊要償還500萬港元訴訟費時，白髮蒼蒼的遊母雙眉緊蹙，顯得十分憂慮。

　　出生於1986年的梁頌恒曾自稱家境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因此有空間向政壇全力衝，搞“青政”後又買下300萬港元保額的保險，“看似無後顧之憂，卻非事實”。《大公報》披露稱，梁頌恒一家曾居住在北角的一處單位，梁父離世後留下妻子曹惜嫻及當時只有9歲的梁頌恒和其5歲的弟弟。之後，曹惜嫻和梁頌恒姑姑因賣樓打了一場官司。調查還發現，梁家現在居住的海怡半島單位2006年曾向中國銀行做了按揭。

　　在學校受到“港獨”煽動

　　梁遊的成長過程有個共同之處，都出身於傳統中學名校，其中梁頌恒中學畢業于港島名校華仁書院。《大公報》調查發現，梁頌恒中學時比較活躍，在中文學會負責財務、橋牌社任副會長及棋藝學會任外務秘書，但大多是副手。在城市大學修讀工商管理系時，梁頌恒曾當選學生會會長，當時辦了個賣電腦活動，為學生會賺得120萬港元的營運經費，常以此洋洋自得。遊蕙禎畢業于九龍名校伊利沙伯中學，翻查校刊幾乎找不到她的身影。她沒有任何學會職務，不過其散文《賤賣》曾刊載于2008年“中文及中史學會”出版的《未學集四編》，講的是內地學生販賣器官“賤賣”的故事。有分析認為，這反映她性格中喜歡獵奇、冒險的一面。

　　入讀嶺南大學時，遊蕙禎離群不活躍，唯一比較“轟動”的是在《大公報》實習兩周，因撰寫報道水準低，被上司七度要求改動而辭職。而她實習期間就半途離職，反映其“港孩”個性，即缺乏責任心，以自我為中心。報道認為，遊蕙禎是在大學期間接受了“港獨”的煽動。“港獨國師”陳雲自爆遊蕙禎是他的學生，遊雖未提到受教于陳雲，但嶺大的“獨”風的確影響了她的成長。日前她回母校舉行學位頒授典禮，學生會兩度在教育樓挂上“大學自治天經地義”的橫幅，漠視校規，但校方沒有任何懲罰措施。

　　2014年非法“佔中”時，梁頌恒已工作5年，包括畢業之初任職中資的中郵電貿、網上團購公司“拉手網”，到成立“青政”前任職DGS Group，負責電腦、電視等電子市場行銷策略的商貿經理。他自稱曾在尖沙咀、金鐘、旺角和銅鑼灣“佔領區”輪住，隨後在去年1月，他離開職場集結一批人創立“青年新政”，全力從政。至於遊蕙禎，2012年曾到香港中文大學參與“反國教”罷課行動，2014年“非法佔中”時，她正在香港會計師公會任文職，每天下班都去金鐘參與“佔中”，曾徹夜留守旺角“佔領區”。2015年1月，遊蕙禎加入梁頌恒創辦的“青年新政”。

　　助理全是“港獨”分子

　　港媒翻查梁遊立法會議員助理名單，發現都是“港獨”分子，包括黃臺仰、李東升等“本土民主前線”創辦人，反映“青年新政”已徹底被“港獨”佔領。黃臺仰還與親日“臺獨”政黨基進黨關係密切，基進黨主席陳奕齊承認主要通過黃臺仰與梁遊聯繫，黃亦是“宣誓風波”的始作俑者。《大公報》稱，黃臺仰承認是他建議梁頌恒展示“Hong Kong is not China”(香港不是中國)的旗幟，今年5月曾在一些“臺獨”組織臉譜上展示，而其他分裂主權産品包括印有“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日式風格記事簿，則早于去年底在親日“臺獨”組織網上公開發售。

　　梁遊臺灣播“獨”之行，隨行的還有遊蕙禎的忠實粉絲、“青政”軍師林浩基。林浩基在臺灣中國文化大學讀博士課程，卻積極在網上散播“港獨”言論，包括煽動火燒香港警察。22日，臺灣媒體傳出遊蕙禎擬致函蔡英文要求關注“香港主權問題”，據報也與林有關。

　　分析認為，梁遊“出位”言行的背後是不懂得歷史和現實、不尊重法規和權責，任性妄為。而當前最令社會感到困惑和憂慮的，就是“港獨”思潮在青年學生中的出現和蔓延。梁遊這一對青年男女的自毀之路暴露了香港教育的危機，以及社會泛政治化的惡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