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記者蕭海川
在“白色恐怖”的籠罩下、在戰火連天的歲月裏,哪本書承載著怎樣的理想與信念,值得用鮮血和生命來捍衛?山東東營廣饒縣劉集村共産黨員的回答是:《共産黨宣言》、馬克思主義。
1975年,文物工作者來到劉集村徵集革命文物。村民劉世厚提及自己仍保存著當年大夥學習“大鬍子”的那本書,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經過一番勸説與動員,劉世厚捐出了珍藏40多年的《共産黨宣言》首譯本,也揭開這個魯北農村學習、傳承、捍衛馬克思主義的一段往事。
20世紀早期,隨著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與國內五四運動的展開,馬克思主義逐步在大江南北落地生根,為尋求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中國帶來新希望。《共産黨宣言》作為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重要標誌,中文全譯本的缺失卻始終是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一個心結。
1920年8月,經過數月緊張工作,由陳望道翻譯的第一本中文版《共産黨宣言》在上海正式問世。但由於排版疏漏,封面書名《共産黨宣言》被錯印為“共黨産宣言”。這約1000冊的錯版書,遂全部贈閱。有一些就隨著次年參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們奔向各地。
1926年的正月,在濟南工作的共産黨員劉雨輝回到家鄉廣饒縣劉集村省親,臨別前將一本《共産黨宣言》首譯本贈與族中的共産黨員劉良才。此時的劉良才,已在前一年建立中共劉集村黨支部,並擔任第一任書記。
劉良才的孫子、75歲的劉奎湘老人告訴記者,由於首譯本封皮印有一幅水紅色的馬克思半身像,當時的劉集村人更習慣稱其“大鬍子”。人們把《共産黨宣言》叫做“大鬍子的話”,本名倒少有提及。
拿到這本書的劉良才如獲至寶,經常與支部成員一同研習。為避人耳目,用棉被掩住窗戶、點起豆油燈、讓妻子在屋外望風都是必備的手段。雖上過幾年學,劉良才初讀《共産黨宣言》也是磕磕絆絆、不得要領。但讀得多了、想得透了,再聯繫起眼前長工與地主、老百姓與縣老爺的尖銳矛盾,更堅定了他依靠馬克思主義不懈鬥爭的信心。
“我爺爺一向對社會不公與壓迫氣憤難平,總想著鄉親怎麼才能活得不那麼苦。”劉奎湘説,劉良才告訴家裏人聽“大鬍子”的話,就有飯吃、有田種。慢慢地,劉集村學習《共産黨宣言》的人越來越多,黨組織的凝聚力也越來越強,能夠經得住風雨考驗。
1931年,為保護在廣饒身份暴露的劉良才,上級黨組織委派其擔任濰縣中心縣委書記。臨行前,他將《共産黨宣言》首譯本託付給劉集村黨支部委員劉考文。此時,大革命失敗的中國已被血雨腥風的“白色恐怖”籠罩。在囊括600余種書刊的“禁書名單”中,《共産黨宣言》名列榜首,更有人因持有此書慘遭酷刑。
磨難也接踵而來。1932年,廣饒的黨組織遭到破壞,劉考文被捕。1933年,因叛徒出賣,劉良才在濰縣被捕,隨後英勇就義。這本《共産黨宣言》首譯本的下落,也成了一個謎。
人們後來才知道,劉考文在被捕前又將首譯本交予為人忠厚低調的黨員劉世厚。隨後的歲月裏,這本書被仔細包裹著,藏在炕洞中、躲在糧囤下、掖在墻眼裏,但未曾離開劉世厚的左右。
即便是1945年1月,暴虐的日寇一次性燒燬劉集村500余間房屋時,首譯本也得以倖免。已逃至村外的劉世厚那時又返回火場,避開敵人視線,忍受著煙熏火燎,將塞在屋山墻中的首譯本安全帶出。
烽火年代中的劉集村,被譽為“紅色堡壘”,有據可考的烈士就有28人,解放戰爭中還為前線提供了200人擔架隊、2萬斤軍糧等人員物資。今天在首譯本的發現地,建有專門的紀念館,每年來此重溫歷史的觀眾達10余萬人次。這段守護首譯本的歷史還被搬上了舞臺與銀幕,有更多的人知曉了這段紅色歷史。
劉集村的後人們,沒有忘記近百年來老輩人的堅守與犧牲,更以這件國家一級革命文物自豪。42歲的劉洪燕從事鋼材貿易十幾年,每次結交新朋友,會以“來自劉集”“是一名黨員”來介紹自己。“前人的付出才有了今天的認可,我更有底氣來維護這一名譽。”劉洪燕説。
“與其他存世的首譯本相比,這本56頁、巴掌大的小冊子得到了農民的認同並在實踐鬥爭發揮了指導作用。”擁有5年解説經歷的紀念館解説員宮雪表示,工作中的耳濡目染讓自己切實體會到“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含義,也深深為黨的歷程而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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