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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建黨95週年”:救國運動從夢草公園開始

2016年06月24日 09:58:59  來源:貴陽網—貴陽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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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篇語:

  1934年1月,貴州地下黨第一個黨支部———中國共産黨畢節支部正式成立,當時,只有三名黨員———林青、秦天真、繆正元。

  80余載光陰,恍如白駒過隙。截止到2015年12月31日,貴州省委組織部提供的數據:貴州有中國共産黨員1696772名。

  從3到1696772,這不是簡單的數字變化,而是中國共産黨“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櫛風沐雨砥礪名行”的寫照。

  在中國共産黨建黨95週年來臨之際,我們采寫黨史上的今天,這不是簡單地回顧歷史,而是重溫歷史的脈絡,汲取今天前進的養分。

  翻閱中國共産黨貴州史,一個個熟悉的名字躍然紙上,一段段精彩的故事歷歷在目:五四運動之後,身在北京的貴陽學生寫信告訴家鄉人民,這樣的信件被當局扣押;林青、秦天真、繆正元三名熱血青年,以己微薄之力,奔走在貴州這片土地上,發動起志同道合之士,尋求中國的光明之路;面對祖國內憂外患,貴州的共産黨員群策群力,支援延安,支援解放區;解放前夜,諸多共産黨員或明或暗,與反動勢力鬥智鬥勇,完整保護了貴陽這座城市……

  這組系列報道,從1919年五四運動對貴陽的影響開始,到1949年貴陽解放結束,以30年為時間主線,講述中國共産黨在貴州的生根發芽和枝繁葉茂。

  中國共産黨貴州史,不需太多注解,因為從3到1696772,這本身就是豐滿的故事。

  

  當時的夢草公園

  連接大十字與花香村的中山西路中段,或許只有上了年紀的貴陽的老人才記得,這裡曾有一座著名的夢草公園(後叫中山公園)。百年時光流轉,夢草公園已在城市的變遷中,成為歷史。

  如果時光的鏡頭能定格在1919年至1933年的中山西路,彼時貴陽的進步人士,通過遠道而來的書信,獲知發生已久的“五四”運動、“五卅”慘案、“九一八”事變。之後,他們團結起來,從夢草公園出發,號召貴州人民團結起來救國圖存。

  這段時期,頻繁的學生運動,在逐漸喚醒貴州人民,為緊隨其後的貴州黨組織建立儲備了人才,同時也奠定了基礎。

  A:萬人遊行

  為支援學生的愛國行動,不少商店關門歇業,市民以各種形式參加反帝愛國遊行。當時,廣東街有間理髮店還貼出歇業告示:“國事如此,無心整容,請君不必光顧。”

  92歲的貴陽老人田丙坤,每當看到孫兒結婚照裏那輛作為背景的黃包車,就會想起解放前的貴陽———當時,人力黃包車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有錢人喜歡坐著黃包車,到中山路上尋找最好的理髮店或衣料店。而夢草公園,是那個時候貴陽的地標。正因為繁華,中山路成為動蕩年代學生高喊“救國”口號,進行遊行示威表達愛國熱情的重要地點。

  貴陽最早的學生遊行,是在1919年。當年5月4日,為反對巴黎和會“不平等”條約,北京3000學生爆發“五四運動”,消息傳到貴陽,卻被貴州軍閥封鎖,禁止各報館刊登外地運動的消息,但他們擋不住在身在北京的貴州學生,往家裏寄信。

  很快,“五四運動”的情況在貴陽傳開,因擔心局勢無法控制,時任貴州省長的軍閥劉顯世只能改變態度———讓《貴州公報》《少年貴州報》《鐸報》等報紙,于5月19日報道“五四運動”發起的情況。

  5月下旬,各省相繼成立國民大會,貴陽各界組織籌備貴州國民大會,何應欽被推舉為國民大會的主持者。大會籌備處通過《貴州公報》向全省發出通告説:“吾黔非中國領土乎?七百萬同胞非中國人民乎?當茲國本顛危,千鈞一髮之際,猶不能急起直追,尚能謂為有人心乎?”

  這張報紙,至今還保存著,日期為1919年5月31日。

  第二天,也就是1919年6月1日,貴陽各界人士在夢草公園光復樓召開貴州民國大會,大會上挂著山東青島地圖,還有“賣國賊”段祺瑞、曹汝霖、陸宗輿等人的畫像,這激起了群眾強烈的愛國熱情。三千學生走上中山路、廣州街(現中華路)遊行、演説,沿途市民紛紛加入,將遊行示威隊伍擴大到1萬餘人。

  貴州理工學院教授、歷史學博士敖以深説,1919年6月,為支援學生的愛國行動,不少商店關門歇業,市民以各種形式參加反帝愛國遊行。當時,廣東街有間理髮店還貼出歇業告示:“國事如此,無心整容,請君不必光顧。”

  這種景象,也是貴陽人民覺醒的見證。

  上世紀30年代的貴陽大十字

  B:運動高潮

  從1919年起至1933年,在夢草公園成立的進步團體,進行的遊行演講,抵制日貨運動已無法計數。夢草公園成為當時貴陽傳播馬克思主義,宣傳俄國十月革命,傳閱進步文章,進行學生運動的重要地點……

  夢草公園,曾是明時官員的府邸,內中有池塘,名為夢草池。1912年,辛亥以後才辟為公園,取名夢草公園。

  夢草公園又叫中山公園,在田丙坤老人的記憶裏,關於夢草公園已是1930年後的景象———裏面亭臺樓閣、古樹參天、曲徑通幽,在一片空曠的土地上,有人種下了十幾株樹苗。老一輩人告訴他,更早以前,這裡池中荷花怒放,文人聚在池邊飲酒作詩,常有學生在鐘樓下集會,熱鬧非凡。

  其實,從1897年至1920年,貴陽先後已建立了71所中小、專科學校,各校以貴陽大十字為中心向外延展,夢草公園自然成為各校學生相知、互助、集會的地點。

  1916年,在貴陽南明小學就讀的周逸群,就感到內憂外患,在光復樓上提詩“國事紛紛亂似絲,瓜分禍到尚不知,爭名爭利鬩墻釁,無怪外人笑睡獅”于壁上,給這座公園加上了“覺醒”、“革命”的記號。

  後來,貴陽學生遊行聲援“五四”運動,從夢草公園出發。同年7月5日,貴陽各校學生召集在夢草公園開會,商討成立全國學生聯合會貴州支會,軍閥劉顯世試圖想讓時任警察廳長李映雪,動用警察在7月16日學聯貴州支會成立當天,只準開會,不準上街遊行。

  但這天上午,夢草公園的大門向眾人敞開,還是在光復樓下,有學生、商人、進步人士。學生們對著國旗宣誓,“從今後,我願為國犧牲性命及各種權利”。規模空前的學生遊行運動衝破障礙,從夢草公園開始。

  從1919年起至1933年,在夢草公園成立的進步團體,進行的遊行演講,抵制日貨運動已無法計數。夢草公園成為當時貴陽傳播馬克思主義,宣傳俄國十月革命,傳閱進步文章,進行學生運動的重要地點,這個時段也是貴陽革命的一次高潮。同時,進步人士也遭到了當局的殘酷對待。

  田炳坤老人説,1933年,他又到過夢草公園,公園面積縮小了,多了幾棟當時政府的辦公樓,此前看到種下的那些小樹,已冒出圍墻,卻被毀壞建起了警備司令部。這年9月18日,貴陽學生為紀念“九一八”兩週年遊行,而遭到軍隊鎮壓

  。

  當時的達德女子學校

  省立模範中學(現貴陽二十一中)培養出了很多進步人士

  C:血腥鎮壓

  1932年9月22日,兩名在郵局檢查日貨的小學生,遭到貴陽400多商販毒打,引起全市30所學校罷課、遊行。

  1921年,中國共産黨成立,開始在全國各地建立和發展黨組織。1931年,“九一八”事變震驚中國。這天早晨,在貴陽電報局工作的省立第一中學兼課教師楊紹馨首先接到“九一八”事變的消息,他匆匆趕到學校,對師生們説,“國難!昨晚日本人武裝搶佔了瀋陽城。”

  緊接著,上課鈴響起,沒有人進教室,學生們在操場、走廊高喊抗日口號,師生紛紛奔走各校,號召進步人士到一中開會。他們的目的是,給蔣介石發電報,請求停止內戰、抵禦外侮。要求對日經濟絕交,抵制日貨。

  “九一八”事變後,“江流社”、貴州省學生抗日救國團、省婦女救國團等抗日進步團體相繼成立,開展抗日活動。然而1932年7月,蔣介石卻調集30萬軍隊,向蘇區革命根據地進行大規模的第四次“圍剿”,並開始對全國民眾的抗日救亡運動進行壓制。1932年9月18日,紀念“九一八”一週年,貴陽學生發起抵制日貨運動,9月22日,兩名在郵局檢查日貨的小學生,遭到貴陽400多商販毒打,引起全市30所學校罷課、遊行。

  1933年9月18日,兩週年紀念這天,花牌坊(今中山西路與公園路交匯處)、府後街(今公園南路)上,人們手裏拿著“全國的無産階級完全赤化,何愁日本帝國主義不會打倒”等抗日革命傳單,貴州當局驚恐萬狀,貴州軍閥派兵持槍鎮壓,用一輛汽車向遊行的學生猛衝過去,兩名學生當場倒在了血泊中,還造成40余人受傷,50余人被捕。

  這樣的消息,貴州軍閥當然不想外傳,報紙、郵電信件全部檢查封鎖消息。直到20多天后,國聞社重慶通訊社才首次詳細報道了此事。此後,上海《申報》以《貴陽慘劇》為題再次報道,10月17日,署名為旅隼的作者,用800字在《申報》上刊登《衝》一文,筆調辛辣,諷刺貴州軍閥“是善於剋敵的豪傑”,而作者正是魯迅先生。

  1933年,貴陽這一慘劇發生後,抗日救亡運動走向了低潮。田炳坤老人説,1935年,已經11歲的他再次來到夢草公園,公園道路泥濘,枯枝無人修剪,光復樓下,再沒見到熱血青年的身影。

  敖以深説,“五四”運動以後,貴州各界順應時代發展潮流,一次次將貴州民主革命、抗日救國運動推向高潮,給貴州、貴陽建立中共黨組織奠定了基礎。

  革命先驅 留洋帶回新思想

  “五四”前後,貴州一批進步青年遠渡日本、歐洲,學習馬克思主義、了解俄國十月革命,將“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共産主義”等新思想,通過不同渠道向貴州甚至全國傳播。

  《貴州公報》最早報道俄國十月革命

  1917年12月11日,在俄國爆發十月革命一個月後,《貴州公報》以《俄國第二次大革命要聞種種》為題,在貴州首次報道了俄國十月革命的情況。

  “這則報道,講訴了俄國無産階級革命如何推翻了資産階級政府。”貴陽黨史專家王毅力説,當天,因為這則報道,《貴州公報》被搶購一空。後來貴州很多報紙也連續報道了關於十月革命的文章,“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共産主義”等新思想開始在群眾中傳播。

  但是,“社會主義”被當時的貴州軍閥劉顯世認為是“過激主義”,主張反帝反封建的人是“過激黨”,當局開始攻擊、扭曲、壓制進步思想,但卻沒有擋住貴州一批進步青年遠渡日本、歐洲,將更多、更深刻的新思想傳入貴州。

  《貴州青年》外地最早冠名“貴州”的進步刊物

  1916年,周逸群在夢草公園光復樓上,內憂外患寫下詩詞。三年後,他前往日本東京慶應大學攻讀經濟學,課餘時間,馬克思主義著作成為他的精神糧食。

  1923年,周逸群回國來到上海,他與貴陽進步青年李俠等創辦《貴州青年》旬刊,這是外地創辦的刊物中,出現“貴州”兩字最早的刊物。

  《貴州青年對貴州政治應有的主張》、《三民主義與貴州》……裝有進步文章的《貴州青年》,被周逸群通過郵寄、託人傳帶的方式傳回貴陽,引起貴州震動,而周逸群卻收到了3次裝有子彈的恐嚇信。周逸群並沒有因此畏懼,他得到了共産黨青年領導人肖楚女的支援,併發展周逸群成為了中共黨員。

  《對於過去所受母校教育的印象》王若飛獄中寫信指導母校教育

  1917年,時年21歲、生於安順的王若飛跟隨黃齊生前往日本明治大學留學,同樣蒐集借閱了大量社會主義書刊。五四運動爆發後,他與黃齊生毅然回國,又于第二年到法國勤工儉學。

  1925年,王若飛回國後,已是共産黨員,先後任豫陜區黨委書記、中共中央秘書長,1931年被捕後,他在獄中給秘密寫下了《對於過去所受母校教育的印象》,輾轉寄回了母校達德學校。文中提到,“教育家絕對不能脫離現實的整治鬥爭”、“要正確領導學生積極參與實際社會政治工作”……這些文字,已經明確指出了辦教育要適合革命的潮流,適合當時最進步的革命思想。

  當時,達德學校的師生讀過王若飛的這篇文章後,受到很深的影響,開始在各校進行傳播,培養出了一批嚮往民主的革命進步人士。

  王若飛(右)和黃齊生

[責任編輯:王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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