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有學者認為晚清的新政之所以失敗,重要原因之一在此時的王朝統治者缺乏審時度勢的改革人才。此言大謬。
參加辛亥革命的力量有很多,包括留洋歸國的學生及知識分子、會黨群眾、海外華僑、新軍士兵、地方士紳、農民、遊民等。但若論其領導力量,則如楊天石所説:實際上是一批青年學生,留學生或者國內新式學堂的學生,也就是19世紀末年至20世紀初年在中國出現的新型知識分子。
歷史的反諷在於,這些清政府“培養”的指望拯救自身滅亡命運的青年知識精英,到頭來卻成為自己的掘墓人。
清政府開展洋務運動,實行有限度的開放政策,如派留學生,組織翻譯西書,開辦新型學堂,訓練新軍等,本意在於挽救大清帝國的命運,借法自強,實現“中興”,但客觀上卻為辛亥革命準備了領導力量。
1905年,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時,參加者90%以上都是留日學生。辛亥革命的領導人除孫中山外,如黃興、宋教仁、胡漢民、廖仲愷、朱執信、汪精衛等領導和骨幹都是留日學生。
辛亥革命的另一支重要領導力量——新軍,則是洋務運動的産物。由於科舉制度被廢除,許多青年知識分子投入當時興辦的新軍當兵,成為新軍中的有生力量。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的組織與領導者蔣翊武和許多骨幹如劉堯澄(劉復基)、詹大悲、王憲章、張廷輔、蔡大輔、王文錦,都是投營當兵的青年。
由於清政府未能及時擴大政權基礎,採取廣泛吸納社會優秀人才的有效舉措,使上述改革措施造就的社會新生力量,迅速地産生出離心傾向。當革命的歷史任務已經提出,革命的社會力量正在聚集之時,清政府卻把這些原來聚集在洋務派周圍、或是對皇權寄託希望的新知識界領袖排擠到體制之外,迫使他們與社會下層原有的異己力量結合,形成強有力的對抗力量。
清政府還給青年知識階層送去了革命領袖和綱領。原來接受洋務派宣傳的改良思想啟蒙的孫中山,正是在上書李鴻章失敗,報國無門的情況下,才選擇了革命道路。1894年11月,孫中山在美國檀香山創立資産階級革命團體“興中會”, 其宗旨即使:“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 。
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中,歷次改朝換代革命的領導者都是農民或者不同程度擁有農民觀念的人士。辛亥革命的領導者卻是受過西方文化洗禮的新興知識階層,是接觸過新思想,擁有新觀念的時代青年。他們具有強烈的愛國意識和犧牲精神,正是他們,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從而使古老的中國煥發了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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