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現代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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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從醞釀到爆發到成功，經歷了一個長期而複雜的過程。這個過程，既是清政府逐漸喪失自上而下領導改革能力的過程，也是人民群眾對清政府統治的忍耐程度不斷降低，不滿情緒與日俱增的過程。

　　辛亥革命是晚清時期中國社會變革的動力不斷“下移”的一個必然結果。最早“洋務運動”發起和領導者，不是滿族中央“朝廷”，而是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得到一定權力的漢族地方官員。運動本身雖然很“溫和”，但在發軔之時卻被指為“潰夷夏之防，為亂階之倡”。繼而，“戊戌維新運動”的領導和發起者，不再是重權在握的中央朝臣或地方大員，而是“統治階級”中的最下層，即功名不高的“讀書人”。當時以“公車上書”為象徵的“讀書人”雖是統治階級中的低層，但仍是“體制內”的階層，並不希望“革命”。但清政府卻以十分“激進”的手段來對待如此溫和的變革，“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等被迫流亡海外。最終，當清政府連“體制內”的改革者都不能容忍，把他們推向“體制外”時，社會變革的動力便又往下移，“體制外”的社會下層如留學生、會黨便不可避免地成為社會變革的主要動力。

　　辛亥革命又是一個清政府將越來越多的臣民推向與自己對立面的必然結果。貪腐的清朝政府，不消説，根本不會代表人民的利益。但從範圍上説，民心的喪失也只有達到對政府不滿、希望政府倒臺的情緒成為一種普遍而持久的心態，統治者的地位從根本上遭到顛覆的日子才會真正來臨。從程度上説，“可意、可以，可忍，不可忍”，是張中行先生用以衡量夫妻關係的四項指標，也可以用以評估人民與政府的關係。人民對政府不擁護，但可以忍受，是一種程度；而種種跡象表明，到辛亥革命發生時，人民對清政府的統治已經達到深惡痛絕、不共戴天的、“零容忍”的程度。

　　1900年，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再次於惠州三洲田起義，但再次失敗。但一前一後，據中山先生的切身體會，民心已經發生顯著變化。“經此失敗而後，回顧中國之人心，已覺與前有別矣。當初次之失敗也，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為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遊也。惟庚子失敗以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嘆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

[責任編輯：吳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