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繼任臨時大總統後，宋教仁擔任唐紹儀內閣的農林總長，雖已是內閣閣員，但顯然不足以施展他的政治抱負。國民黨這個大黨一成立，宋教仁馬上把工作重點轉到國會競選活動上，力圖通過選舉在國會取得多數席位。
處在旁觀地位的著名記者黃遠庸，當時就看得很明白：“其新者以法律為萬能，但能全本抄錄外國法科全書，吾國便不難立時變成黃金世界。其舊派則任有何種法律，然我曹自有我曹之窟穴，自有我曹之本領及伎倆，一切國法，弁髦視之。此二派水火之不相容。”《遠生遺著》，第6頁。這是對“法律萬能”論的辛辣嘲諷。事實的確是這樣：“任有何種法律”，對袁世凱說來，到時候都可以“弁髦視之”，使它成為一張廢紙。對中國社會實際狀況有更多了解的黃遠庸比宋教仁看得清楚：以為“但能全抄錄外國法科全書，吾國便不難立時變成黃金世界”，這只能是虛幻的夢想。
那麼，為什麼宋教仁的主張當時能在黨內風靡一時，取得壓倒一切的優勢地位？為什麼原來在同盟會內並不居最高地位的宋教仁，這時卻特別引人矚目，一躍而成國民黨代理理事長，總攬了黨的大權？這同那時整個社會思潮和社會心態有關，也可以說是民初特定局勢下的產物。我和胡繩武同志十多年前在一篇文章中還曾這樣寫過：“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是當時革命黨人信奉和追求的還是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理想，除了這種歐美式的代議制度外，他們確實也提不出其他更好的政治方案來。同時，還可以注意到有兩個直接起作用的因素：一個是，同盟會會員中很大一部分原是留日的學生，其中最多的又是法政學生，他們學習了一腦子‘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洋教條，迷信這就是可以包治百病的‘萬靈良藥’；另一個，更重要的是，許多同盟會的活動分子這時已當上了議員，他們享受著袁世凱賞與的每年五千元的高額薪金，一面在議會中高談闊論，一面沉湎于紙醉金迷的生活中，春風得意，躊躇滿志。宋教仁‘議會政治’的主張也反映著這一批人的利益和要求，得到他們的全力支持。這就是這種主張能夠在同盟會內取得支配地位的秘密所在。”金衝及、胡繩武：《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見《紀念五四運動六十周年學術討論會文選》(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402頁。
宋教仁的慘死是一個巨大的悲劇，也給我們留下許多發人深思的東西。
當然，也需要說明：雖然宋教仁的主張把政黨內閣和議會政治放在首要地位，但不等于說他不讚成發展實業，也不能說他在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時便放棄了民生主義。他在1913年1月8日的國民黨湖南支部歡迎會上，首先強調的固然是：“為今之計，須亟組織完善政府。欲政府完善，須有政黨內閣。今國民黨即處此地位，選舉事若得勢力，自然成一國民黨政府。”但在解釋國民黨政綱時也說道：“夫民生主義，在欲使貧者亦富，如能行之，即國家社會政策，不使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致有勞動家與資本家之衝突也。”宋教仁：《國民黨湘支部歡迎會演說辭》，見《宋教仁集》下冊，第446、447頁。第二天，在湖南鐵道協會歡迎會上，他雖然說：“兄弟對于此道未嘗學問，不敢多說。”但仍聲明：“兄弟亦曾與聞其事，並極力讚成。”宋教仁：《湘省鐵道協會歡迎會演說辭》，見《宋教仁集》下冊，第447頁。從這里可以看出，他同孫中山在如何建設民國的主要著眼點雖然顯有不同，但並不是對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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