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峽兩岸出版的丘逢甲研究及文學著作（2011年4月14日）
丘逢甲先生親自創辦的創兆學校
“禁賭案”：清末廣東賭風極盛，在當局“開禁籌餉”罪惡政策的刺激下，更日趨猖獗氾濫，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粵人對此深惡痛絕，強烈要求禁賭。丘逢甲執掌咨議局後，遂于陳炯明、鄒魯等人計議，力主禁賭，並於一九一0年十月咨議局第二次年會上，作出了《廣東禁賭請電奏定期實行案》，要求粵督據情代奏。但咨議局中靠承包賭餉發家的議員蘇秉樞，卻在粵省當局的庇護下有恃無恐，公然于當年的十一月九日在咨議局提出議案，請求允許其所屬的安榮公司開設新的賭項——鋪票賭博，並得到許多被他重金收買的議員的支援，從而引發咨議局內部的劇烈爭論。雙方爭執不下，只好付諸表決。表決結果，五十多名出席議員中，只有二十人投“可”票贊成禁賭，其餘均投“否”票反對。
不料，投票時擔任書記的鄒魯當晚便將咨議局開會情形及全體投“可”、“否”票議員的名單整理成文，送交報館公開發表，並同時提出辭職。有人擔心鄒魯此舉會鬧出亂子，請丘逢甲出面勸阻。丘逢甲卻説：“海濱(即鄒魯)這樣做是對的！”接著古應芬也提出辭職，繼而丘逢甲率全體投“可”票議員也提出辭職，從而引發一場嚴重的政治風波。廣州全城激憤，一致聲討投“否”票議員，有人還把投“否”票議員的名單張貼在城門上示眾。迫於輿論壓力，投“否”票的議員也不得不宣佈“集體辭職”。
為防止事態擴大，清廷急忙下令“查辦”。結果將兩廣總督袁樹勳開缺，改調廣西巡撫張鳴岐繼任，並准許投“否”票議員辭職，而投“可”票議員則一律“慰留”，古應芬、鄒魯仍回書記處任職。(31)這樣，才平息了這場持續數月之久的政治風波。一九一一年三月三十日，粵省當局通令全省一律禁賭，廣州人民奔相走告，紛紛“慶祝巡遊，頗為熱鬧”。此後“雖然私賭還未完全禁絕，但公開的聚賭確是偃旗息鼓。”(32)
《振興女子小學案》：丘逢甲出掌咨議局期間，僅在振興廣東教育事業方面通過的議案就多達九宗，其中尤以《振興女子小學》一案至為重要。總所週知，婦女在封建制度下完全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備受歧視。直到一九0三年，清廷頒布《奏定章程》(即《癸卯學制》)中，仍公然規定排斥女子教育。丘逢甲對此頗為反感。他一向提倡男女平等，女子應受教育。認為中國婦女人數過半，她們受教育的程度和體質的強弱直接關係到中華民族的未來。故而一九0九年丘逢甲任職咨議局後，即由其主持通過了陳炯明提出的《振興女子小學》議案。該議案公開與清廷大唱反調，提出：“凡府及直隸州均設女子師範一所，並附設初等女子小學；某州縣不能設立師範者，亦必先設女子小學為倡。至已設女子小學一時教員難得者，不必拘定女師，即暫延男師者亦可。”(33)該議案的通過，對促進廣東女學的發展和婦女解放運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在政治上、思想上具有反封建的積極意義，與當時在全國蓬勃興起的民主革命思潮相呼應。
一九一一年廣州黃花崗起義失敗，大批革命黨人壯烈犧牲，廣州全城戒嚴，到處搜捕革命黨人。數十名革命黨人越墻進入丘逢甲的住所——丘家祠藏匿起來。剛從鄉下料理完父親喪事返城的丘逢甲見此情形，安慰躲藏在自己寓所中的革命黨人説：“爾等投生也，此間較為安全。”(34)隨後他趕往總督衙門，力勸張鳴岐解除城禁，致使許多革命黨人得以安全撤離廣州。鄒魯回憶説：起義失敗後，“過了幾天，丘先生由鄉間趕到省城，次晨找到了我，立刻説：‘你和競存(即陳炯明)參與此次起義的證據已被清吏搜獲，競存已走，你也應該立即避開這裡！’於是我便決定出奔。”(35)
黃花崗起義前半個多月，革命黨人溫生才刺殺廣州將軍孚琦的事件發生後，嘉應劣紳密控汕頭《中華新報》為革命黨淵藪，與溫生才關係尤深，要求嚴辦。張鳴岐素悉丘逢甲與《中華新報》往來密切，礙于丘逢甲情面，更慮于深究下去會牽連到自己，故接獲控狀後僅密令封禁該報了事，並未拘捕有關人士。親友們都為丘逢甲捏了一把汗，有人出面勸告丘逢甲説：“禍至無日矣，甚矣先生之愛友也！雖盡友道，與己何益？假使從學務公所即入岑春煊幕中，勿預聞鄉友事，豈患權位不如張鳴岐？”丘逢甲笑曰：“余不作是想，倘余不從工部告歸，詎不早如岑春煊乎！”(36)
就這樣，丘逢甲不顧個人安危，利用自己的社會地位、政治聲望和與粵省大吏的特殊關係，安插、重用和保護了大批革命黨人，為革命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丘逢甲辛亥革命期間在這方面的突出貢獻，也理應充分肯定。
三、投身革命洪流 擁護民主共和
丘逢甲對辛亥革命的又一重大貢獻，是他在全國革命總爆發、革命勢力與清王朝兩軍對壘、生死大搏鬥的關鍵時刻，堅定地站在革命陣營一邊，力促粵省大吏倒向革命；而後，又在調解廣東革命軍政府內部矛盾、促成廣東北伐軍出師北伐以及北上參與組建南京臨時政府等各個方面，做出了的卓有成效的努力。
1、配合革命黨人、促成廣東和平獨立
丘逢甲屢護革命黨人，益遭當局疑忌，故不斷被當局派人明察暗訪、跟蹤盯梢，甚至公然以“革命黨魁”名目列諸公牘、登諸報端，以示威脅。而丘逢甲卻處之泰然，毫不畏縮動搖。
一九一一年夏秋間，新任廣州將軍鳳山接到密報，隨即密奏清廷，把丘逢甲列入廣東“革命大紳”黑名單，欲到廣州就職後立即嚴厲捕治。豈料十月十日，武昌起義爆發；十月廿五日，鳳山剛到廣州，即被革命黨人李沛基炸斃于南門外倉前街。丘逢甲因此而倖免于難。
武昌首義的勝利，引起全國革命的總爆發。廣東各州縣紛紛被革命軍攻佔。十一月初，廣州已被革命軍團團包圍，粵省大吏誠惶誠恐，如驚弓之鳥，急思進退。值此關鍵時刻，丘逢甲挺身而出，積極奔走，協助革命黨人策動張鳴岐、李準(時任虎門要塞水師提督)倒向革命。他首先登門拜訪李準，勸其審時度勢，接受革命黨人的投誠條件。在丘逢甲的規勸下，李準也感到“民心思漢，大勢所趨，非人力所能維持”，在“利害相權”後，終於“立意反正”。(37)十一月七日，李準接受一切投誠條件，倒向革命。張猶豫不決。丘逢甲又登門拜訪，對其“暗中開導”，反覆“曉以利害”，説：“大局已無可為，若江道一塞，已無出路矣”，走投無路的張鳴岐終於被迫同意脫離清廷，導向革命。(38)
十一月八日，丘逢甲親自出面主持了有張鳴岐和滿漢及八旗代表參加的咨議局會議，作出了即時“宣佈獨立”的決議，同時推舉張鳴岐、龍濟光為正副都督(攝于革命聲威，二每人平均未敢上任。張逃往香港，咨議局另推胡漢民、陳炯明為正副都督)。次日，也即十一月九日，廣東正式宣佈脫離清廷而獨立。(39)鋻於丘逢甲策動張鳴岐、李準反正有功，又擅長教育，在廣東教育界有很高聲望，遂被推舉為新成立的廣東軍政府教育部長。
2、調解軍政府內部矛盾，促成廣東北伐軍出師北伐
廣東軍政府成立後，地方上社會秩序十分混亂，經常發生紛爭；進駐省城的大批民軍又漫無定制地坐索餉彈，不斷發生摩擦滋鬧；甚至連軍政府內部也常因爭權奪利或意見相左而鬧得不可開交。而這些問題若不能及時妥善解決，新生革命政權便不可能得到鞏固。由於丘逢甲在軍政府內部德高望重，與各方面人士私交甚篤，其中不乏其弟子門生，故而“除了本職之外，他還參與各項決策和協調人事的要務”。(40)為此，他日夜操勞，四處奔波，協調各種糾紛，從而為維護新生政權的安定局面、鞏固革命勝利成果做出了他獨特的貢獻。其中最典型的，是調解陳炯明和黃士龍的糾紛。
廣東獨立時，北方形勢尚未明朗，北洋軍隨時都可能渡江南下，威脅南方革命政權。因此廣東革命軍政府成立後，開會商討北伐事宜。陳炯明力讚胡漢民的北伐主張，而參都督黃士龍卻認為“北伐是非其時”，堅決反對北伐。雙方各持一端，愈吵愈兇，最後竟拔出手槍來要當眾決鬥。都督胡漢民苦勸無效，急忙請丘逢甲出面調解。(41)因陳炯明是丘逢甲的拜帖弟子，而黃士龍與丘逢甲也素有深交，故二人雖位高權重，但在丘逢甲面前畢竟不敢放肆。在丘逢甲勸説下，二人才算冷靜下來，沒有鬧出更大的亂子。而後經認真討論，終於達成共識，組成了北伐軍，由姚雨平任總司令、鄒魯任後勤總監。而丘逢甲則在後來出席南京會議期間，對廣東北伐軍出師江北“調護備至，為之請炮械、請增援，為之向前途各軍接洽”等等，做出了許多力所能及的後勤保障和聯絡工作。(42)當時，廣東北伐軍兵精將強、械良餉足，被公認為是當時各省北伐軍中最精銳者，在征討清廷的戰鬥中立下了赫赫戰功。不能不説，這與丘逢甲所起的作用是分不開的。
3、北上參與組建南京臨時政府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下旬，獨立各省推派代表齊集南京，商討籌組中央政府事宜並選舉臨時大總統。丘逢甲為廣東方面推舉的三人代表之一。當時，為趕在元旦前成立臨時中央政府，時間緊迫、經費困難，丘逢甲曾與胡漢民、伍廷芳等人分頭奔波于寓居在上海的粵籍各屬同鄉殷商之間，緊急籌款。數日之內，便籌得七十多萬銀洋，為民國盛典的如期舉行解決了燃眉之急。(43)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獨立十七省代表齊集南京，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丘逢甲光榮地出席了這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盛會。(44)
南京會議期間，丘逢甲心情十分振奮。他踏雪遊歷了明孝陵、莫愁湖，登臨了城內的掃葉樓等名勝古跡。(45)目睹一片大好革命形勢、國家民族重興、復土雪恥有望，丘逢甲撫今追昔、感慨萬端，一連寫下了十首詩。其中《謁明孝陵》一詩寫道：“鬱鬱鍾山紫氣騰，中華民族此重興。 江山一統都新定，大纛鳴笳謁孝陵。”(46)
丘逢甲晚年投身革命洪流，並非單純從排滿的狹隘漢民族意識出發，而是為剷除封建帝制，為在中國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制度而奮鬥，這從他告病南歸途經廈門時電勸福建都督孫道仁“速行召開省議會”的電文可知。其電文大意是：“革命掃除滿清秕政，若一切仍舊安用鐵血為？”“民國新造，斷非一二人專制可以成功”。(47)
丘逢甲臨危之際仍唸唸不忘國家民族。昏睡之中他口發囈語，喃喃不休，依稀可辨者“皆民國大局安危之計，並未言及家事。”(48)偶或清醒，即向家人詢問大局有何變化，“當他聽説清帝退位，南北統一獲致協議時，便顯現出欣喜之色；聽到孫大總統讓位於袁世凱，則蹙眉斂容，引以為憂。他微合著眼睛喘出一口氣説：‘孫先生上了袁世凱的當，從此國家多事矣！袁氏是一個老奸巨猾的人，將來必然不忠於民國。孫先生怎能和他合作呢？’説後，又沉沉睡去。”(49)
丘逢甲為辛亥革命、為國家民族，可謂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四、結語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1、丘逢甲對辛亥革命的貢獻的確是多方面的、傑出的，理應得到充分肯定和後代的景仰、褒揚。
2、考察丘逢甲辛亥革命時期的教育活動，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始終是圍繞著“救國”、“強國”和“復土雪恥”這一根本主旨而推進的，帶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和強烈的政治目的。故而，丘逢甲從事教育，不僅堅持以“有用之學”培養、教育青年；而且格外注重激發和保護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引導他們關心國家民族前途命運，樹立“為國為民犧牲”的遠大抱負和高尚情操。這樣丘逢甲的教育實踐和他所創辦的新式學堂，就不僅為民主革命潮流的興起在一定範圍內和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掃清思想障礙的積極作用，而且在客觀上成為培養、哺育民主革命志士的溫床。特便是丘逢甲晚年政治立場轉而傾向、支援革命之後，其所主持的學堂更成為革命黨人從事革命活動的重要據點。
3、晚年由贊助維新改良轉而傾向、支援民主革命，乃至投身革命洪流，這是丘逢甲愛國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質的飛躍，是他一生政治生涯中的重大轉變，同時也是他生命史上難能可貴的一頁。回顧丘逢甲走過的人生歷程，不能不説：他之所以能夠實現如此重大的轉變，不是偶然的，這是他畢生奮鬥、不知疲倦地尋找救國救民真理、順應時代潮流不斷前進的結果。一句話，是一個真誠的、無私無畏的愛國者的必然歸宿。從這一角度而言，丘逢甲在近代中國數不清的愛國人物中，具有典型意義。
4、誠然，丘逢甲思想政治立場轉變也有其不徹底的一面。他十分痛恨清王朝的腐敗賣國，同情支援革命，愛護革命青年，甚至不顧個人安危保護革命青年，把祖國獨立富強的希望寄託在他們身上。但又不願看到革命發生變亂，致使地方糜爛，百姓遭殃，更擔心革命遭致列強的干涉瓜分。因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他對革命黨人屢屢發動武裝起義，堅持以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很不理解，持保留甚至反對的態度。例如，早于一九00年前後他曾説過：“內亂吾不與，外患吾不避”；在一九0九年之前的個別詩作中，丘逢甲對革命黨人武裝起義的錯誤認識也偶有表露(如《戊申廣州五月五日作》、《寄悼丘孟卿》等)(50)；直到一九一0年，他還對人説：“革命能和平成功最佳，不得已而有破壞屠殺亦不可過當。蓋我國今日大患不在滿清乃在東西列強，若因破壞屠殺而毀國脈元氣，將益啟列強侵略”。(51)丘逢甲思想的這一局限性，決定了他未能更早地投身到辛亥革命的洪流中去，做出本來可能做出的更多更大的貢獻。(徐博東 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院教授)
註釋：
(1) 見丘晨波主編：《丘逢甲文集》第二六三——二八四頁“丘逢甲信函”。丘琮：《倉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譜》稱“東文學堂”、《潮州志 教育志》稱“同文書院”，皆誤。
(2) 丘晨波主編：《丘逢甲文集》，花城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
(3) 丘晨波主編：《丘逢甲文集》，花城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
(4) 丘晨波主編：《丘逢甲文集》，花城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
(5) 丘晨波主編：《丘逢甲文集》，花城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
(6) 丘復：《倉海先生墓誌銘》，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抄》附錄，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7) 曾養甫：《丘逢甲事略》。
(8) 丘晨波主編：《丘逢甲文集》，花城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
(9) 丘琮：《倉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譜》，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抄》附錄，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10) 丘琮：《怙懷錄》，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抄》附錄。
(11) 據丘逢甲：《丙午日記》(見《丘逢甲文集》)及丘復：《念廬居士歲記》(手抄本)，不少論者稱丘被聘為“兩廣學務處視學”或“兩廣學務公所參議”等，均不確。
(12) 據丘逢甲：《丙午日記》，丘琮《年譜》誤作一九0八年事，並稱“廣東教育總會”，不少論者以訛傳訛。
(13) 鄭喜夫編：《民國丘倉海先生逢甲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一年版。
(14) 曾養甫：《丘逢甲事略》。
(15) 丘琮：《怙懷錄》，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抄》附錄。
(16) 丘琮：《怙懷錄》，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抄》附錄。
(17) 丘琮：《怙懷錄》，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抄》附錄。
(18) 丘復：《願豐樓雜記》卷三(手抄本)。
(19) 丘晨波主編：《丘逢甲文集》，花城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
(19) 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抄》。
(20) 丘晨波主編：《丘逢甲文集》，花城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
(21) 曾養甫：《丘逢甲事略》。
(22) 丘琮：《怙懷錄》，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抄》附錄。
(23) 丘琮：《嶺海微飆》，臺北中華日報社，一九七六年版。
(24) 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抄》。
(25) 丘琮：《怙懷錄》，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抄》附錄。
(26) 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抄》。
(27) 鄔伯健：《清末廣州三學潮》及《方言校誌》，《廣州文史資料》(五)。
(28) 鄒魯：《回顧錄》。
(29) 據謝贏洲：《林雲陔傳略》。
(30) 鄒魯：《回顧錄》。
(31) 鄒魯：《回顧錄》。
(32) 參見《廣州文史資料》(十六)。
(33) 見《廣州咨議局第一次會議報告書》(藏廣東省博物館)。
(34) 陳公愚主編：《蕉陽文獻》，該文特別註明：“方言學生丘仰湯，亦往丘家祠，所見所説也。”
(35) 鄒魯：《回顧錄》。
(36) 曾養甫：《丘逢甲事略》。
(37) 王俊士：《丘逢甲和廣州光復》。
(38) 鄧警亞：《辛亥廣東獨立傳信錄》。
(39) 鄧警亞：《辛亥廣東獨立傳信錄》。
(40) 丘琮：《嶺海微飆》，臺北中華日報社，一九七六年版。
(41) 胡漢民：《胡漢民自傳》。
(42) 丘琮：《怙懷錄》，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抄》附錄。
(43) 據丘琮：《怙懷錄》及謝文遜：《辛亥開國的故事》。
(44) 沈雲龍：《孫中山先生與民初政府及其影響》，見《臺灣文學》第三五卷，第一期。
(45) 不少論者稱丘逢甲隨孫中山謁明孝陵，不確。據查，孫中山謁明孝陵為二月十五日，其時丘逢甲早已告病南歸，臥病廣東鎮平山居。丘謁明孝陵當在一月中上旬，屬個人單獨行動。
(46) 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抄》。
(47) 丘復：《倉海先生墓誌銘》，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抄》附錄，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48) 丘瑞甲：《先兄倉海行狀》，見，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抄》附錄。
(49) 丘琮：《嶺海微飆》，臺北中華日報社，一九七六年版。
(50) 參見徐博東：《丘逢甲傳》，時事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
(51) 丘琮：《怙懷錄》，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抄》附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