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智與情感，法律與政策，這些分開看沒任何錯誤的元素，湊一起卻讓高永俠無法走出“親離‘子’散”的命運中斷點。她身上承受的，比《親愛的》中演繹的更沉重。

　　媒體轟炸多次，但農婦高永俠和外界間，始終有堵墻。她對外部世界充滿恐懼，連打工，最遠都只敢跑到隔壁縣城。

　　去徐州採訪前，有同行告誡我，你別白跑一趟了，她特別堅決，講不了幾句就挂電話了。但她比我想像的還要膽怯。遍尋無果後，電話裏，她跟我解釋原因，記者喜歡問她過去的事兒，“我想起來就頭疼，除非，你們能把粵粵帶來給我看一眼”。

　　媒體，正是“外界”的最大意象，如果電影也算媒體一種的話。

　　十年裏，高永俠的命運發生了太多轉折：失去生育能力，丈夫“出軌”並帶回私生子，丈夫去世，兩個孩子被帶走，自己成“人販子”的老婆。其中任何一項，都足以摧毀一個沒出過村子的農婦，何況她面對的是一連串苦情劇。

　　電影《親愛的》在敘述李紅琴(原型是高永俠)後來的命運時戛然而止。高永俠則始終在同一種情緒裏沉淪。三年來，樂樂越來越高，粵粵也在新家庭裏有新的生活。高永俠卻依然在失眠、抑鬱和哭泣。她時刻把粵粵挂在嘴邊，村裏人已開始厭煩，“小俠精神有問題吧”。導演陳可辛曾通過媒體聯繫她“説要來關心”，被她拒絕：“我沒有什麼好關心的，丈夫死了，生活困難，太慘了，沒什麼好看的”。

　　她也曾前往深圳想要回女兒，這個她一輩子最大的“冒險”，卻被理解為“對孩子宣泄情緒”。福利院也啟動了粵粵的領養程式，並在三年間禁止兩人見面。而把解救出的孩子再還回“人販子”手中，對那些艱難尋子的家長來説也無法接受。就算這些障礙不存在，高永俠還要面對《收養法》的嚴苛規定，她不符合收養人條件。理智與情感，法律與政策，這些分開看沒任何錯誤的元素，湊一起卻讓高永俠無法走出“親離‘子’散”的命運中斷點。

　　影片最後，李紅琴走上了法庭，又不出意外的沒有結果。橫亙在李紅琴、高永俠和孩子之間的，是法律和輿論的崇山峻嶺。

　　有時我想，高永俠的命運太過離奇，似乎恰巧又因此掩埋了某些值得思考的東西。比如，《收養法》中對領養人條件的限制頗多，但能否在冰冷條文中設置一個出口，對高永俠展現出一絲溫暖？

　　高永俠如今的悲劇，是命運使然，又有多重外因。個體命運或許有別，但有些因素卻可以改變。因此，無論是高永俠還是電影《親愛的》，都不僅僅是一個催淚的“親情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