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典名校斯德哥爾摩大學交流時，主辦方請莫言在現場就文學、寫作與世界觀等方面回答聽眾與主持人的提問。在回答提問時莫言説了一段引發網友爭議的話：“我的小説裏有政治，你們會在我的小説裏發現非常豐富的政治。如果你是一個高明的讀者，你會發現，文學遠遠比政治要美好。政治教人打架，文學教人戀愛……所以我建議大家多關心一點教人戀愛的文學，少關心一點教人打架的政治。”
可以體會出，莫言這段話有被逼表態的不得已。作為一個本質上植根鄉土的作家，他主觀上和事實上都是不可能回避“豐富的政治”的。他的一些作品雖取材于歷史，但也時時關照現實，以他的話來説，那就是“任何歷史問題都有現代性”。至於像《天堂蒜薹之歌》，描寫了農民當時的生存狀態，更是被人稱為“為民請命的傑作”；而他醞釀十多年、筆耕四載創作的《蛙》，以新中國近60年波瀾起伏的農村生育史為背景，其華麗又鋒利的思想刀鋒是不可能絲毫不觸及“政治”的。
莫言的“多關心一點教人戀愛的文學，少關心一點教人打架的政治”的所謂“建議”，在我看來，更像是一個小説家被迫從書後走向臺前時的閃爍其詞、顧左右而言他。這裡面，或許有一個童年輟學、早早閱讀社會人生這本大書的山東高密人管謨業的圓滑與狡黠，但更可能有一個跳出眼前紛爭，以局外人的身份、從更長遠更開闊的時空視野審視當下世界的作家莫言的大度與智慧。
不管怎麼説，政治不該成為小説家的“辮子”。莫言是個有天分的小説家，他有權利讓自己作品的立意超越時代並“高於政治”。比如他在回答提問時強調的“人性”，就是一個永恒的主題。強求一個小説家在其作品上貼上“政治”標簽，這是另一種虛火，會製造出另一種“樣板戲”。正像莫言好友、作家高洪波所説，“莫言獲獎，證明了文學創作中最重要的是保持個性”。應該容忍莫言“少關心一點教人打架的政治”的文學個性。
從另一個角度來説，文學是藝術的一個門類，而藝術作品的價值很大程度上體現在富有原創性的“形式”上。莫言獲獎，瑞典文學院常任秘書彼得 恩隆德説，是因莫言的作品以“魔幻現實主義”“融合了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這個評價首先突出的，就是其作品的藝術形式。就此而言，也不能簡單地以“政治”標準去衡量一個小説家的優劣。
不過話説回來，當一個作家從旁觀者的視角去探索人性奧秘時，他的作品很可能反而與政治的關係最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