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的世界”到“我眼中的世界”
以“我”為視點，對有關現實熱點問題進行非虛構書寫，必然地要求作者去思考“我”與“現實”、“我”與“時代”的關係。作為一名大學教師，梁鴻借由《梁莊》講述了她所見到的20年來故鄉發生的變化，用個人的目光打量農村問題的歷史與現狀；喬葉在《蓋樓記》、《拆樓記》中講述的則是“我”和姐姐一家親歷的拆遷，對我們這個時代紛繁複雜的“拆遷”問題做了一次剖面呈現；《女工記》中，鄭小瓊以詩歌及手記的形式還原作為個體的女工，書寫她們在流水線上與流水線背後的酸苦；《上課記》是詩人王小妮自2005年以來任大學教師的教課手記，是見證與對話校園裏“85後”、“90後”新一代青年人的誠實記錄。
使用“我”來講述個人親見是這些非虛構作品的共同特點，這在近百年來的自傳式女性寫作中似乎並非創舉。但是在自傳式女性寫作中，“我”是主角，世界的一切都是以“我”為主。而在非虛構女性寫作中，“我”不是主角，“我眼中的一切”才是我的主要敘述對象。寫作者面對世界的態度也是不同的：自傳式寫作是內視的，是傾聽自我聲音的；而非虛構寫作則是向外的，是傾聽他者之聲的。以“我”的視角書寫“我”眼中的世界，雖然帶有“我”的認識、理解、情感，但最終的寫作目的是希望“我”眼中的世界被更多的人所知曉，即渴望“個體經驗”能有效地轉化為“公共經驗”，因為“我”是大地、是活生生的現實的一部分。
因此在這些文本中，個體被放置於“家庭”、“社會關係”的框架中去理解和認識。《女工記》中女工不僅僅是女工本人，還是作為女友、作為女兒、作為妻子、作為母親的女性。還原為“家庭”成員是重要的，它喚起了讀者最基本的人道主義情感：那站在流水車間裏的每一位工人，都是家庭裏的重要成員，這是最基本的具有通約價值的情感，是能將讀者團結為“社會共同體”的情感。一如《梁莊》中少婦春梅和丈夫的夫妻團圓、性問題，既是個人的傷痛，也是家庭的傷痛。當村莊為無數家庭之痛所困，豈不也是社會之困局？從家庭出發對農村問題的表現也是最能引發讀者共鳴的。
通過將個體還原為社會成員的方式，這些非虛構文本使留守的村莊、流水線上的青春、對峙的拆遷等社會問題以別一種面貌回到了我們的視野中，使寫作者的個人經驗有效地與集體感受打通。它也表明瞭這些女性寫作者對於個人的理解和認識：個人的生存並不是個人化生存，社會關係是我們對個人身份認同的重要基礎。這有別於90年代以來個人化寫作尤其是女性個人化寫作中“私人領域”與“公共空間”的壁壘分明。
文學重回公共生活的可能途徑
王小妮、梁鴻、喬葉、鄭小瓊、李娟等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女性寫作者，她們也很少去刻意強調自己的女性身份，但這些文本所構造的獨特的社會“風景”都是通過一位女性的眼睛來完成。當這些寫作者們試圖書寫一位女性眼中的“世界”和“現實”時，她們所謀求的不是邊緣性、私密性與性別化，相反，她們試圖在文本中生産出獨具視點的公共議題，她們渴望個人的關注點能與“社會關注點”銜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