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中國足球前“掌門人”謝亞龍被檢方指控涉案金額達172萬元，有12項犯罪事實。他還當庭翻供稱遭刑訊逼供，認罪是為活命；4月25日南勇被控17項罪名，包括操控俱樂部升降級，涉案數額約百萬元，南勇對事實基本無異議。此外，申思、祁宏、李明、江津等大牌國腳，也都相繼“過堂”，受賄金額達800萬。（4月25日《西安晚報》）
這次法庭對謝亞龍、南勇等人的審判，意味著一場已經長達近兩年的“中國足球腐敗聯賽”，進入到即將終結的時間節點。儘管這場連環腐敗案未必能滿足公眾徹底清查的期待，很多人仍然會去猜想這背後是不是還有“更大的魚”，但這場反腐案揭露了近20年中國足球黑幕重重，足以催發相關體制加速改革。這才是看待謝亞龍等被審判的最大現實意義。
中國足壇為何出現如此嚴重的集體腐敗現象？其實，這與其他領域的腐敗，有著某種共性，那就是高度壟斷。比如，中國足協高度壟斷著中國足球運動。以謝亞龍為例，他不僅曾任中國足協專職副主席，同時也是中國足球管理中心主任，一手掌握著經營權，一手把持著管理權。南勇也是如此。這種絕對的權力控制，絕對的市場壟斷，自然為權力尋租提供了最大的便利。
在這種情境下，伸手向俱樂部要錢，向主教練要錢，向球迷要錢，自然就是容易的事。權力壟斷之下，往往腐敗扎堆而出。事實證明，從中國足協的高官，到一些俱樂部的高管，再到球星球員，都被捆綁在一條腐敗利益鏈上。這樣的集體腐敗，一方面造成監管失靈，另外一方面，也成為13億人沒能踢好中國足球的重要原因之一。
僵化落後的管理體制，讓中國足球行業成為腐敗的溫床。儘管中國足球很不爭氣，但相關官員卻很少為足球一再失利負責。足協官員在選拔、任免、考核、監督等等環節，都看不到足夠的制度正義和程式正義。這種管辦一體、官商一體的體制毒瘤，直到今天，也並未見有足夠銳利的手術刀來進行摘除。這無疑讓人擔憂，在謝亞龍與南勇受到懲罰之後，足球腐敗能不能真正絕跡？
足壇反腐應該到了向體制改革轉身的時候了。對謝亞龍、南勇等人的審判，不是中國足球反腐敗的結束，而是從根本上剷除滋生足球腐敗土壤的一次重要開始。要想讓中國足球領域不再腐敗橫生，當前必須增加中國足球管理的透明性，來完善對中國足球權力的監控體系，同時引進足球管理先進國家的經驗，比如以足協委員會的形式進行權力合理分配，相互制約，來改變足協官員權力過大，手眼通天的權力壟斷積弊。只有這樣，中國足球才能沿著正義的軌道，踢出自己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