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波辭世十五年之際，我想談談王小波的意義。起因是有記者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主流文學界一直對王小波不予置評。他們採訪到的一些官方評論家甚至説：王小波是誰？我沒讀過。一個客觀事實是：儘管王小波在全國的大學生（甚至一些比較好的中學例如北京四中的中學生）中間已經是偶像級人物，但是他並不是作協會員，也沒得過國內任何一個文學獎（臺灣和海外的獎項倒是有過幾個），官方的文學史裏也沒有他的名字。
我覺得這個奇特現狀的原因在於，按照中國當代文學的評價體系，王小波的確沒地方放，無法置評，因為他從經歷到作品都游離在這個體系之外。所謂經歷是指他既非文學系的學生，也非作協會員，只是一個自由的寫作者；所謂作品的游離是指，他的寫作目的和他的作品都遠離既存評價體系，因此使得體系內的評論家無從評判，只能沉默。
王小波在很年輕的時候就曾説過：我要試著創造出一點美。這就是他的文學的全部目的。而官方文學的目的卻不在於此，它有太多美感之外的功能。
在官方的文學體系中，文學首先要承載意識形態的功能，它或者是這個階級的，或者是那個階級的；或者是進步的，或者是落後的；或者是正確的，或者是錯誤的。正確的得到正面評價；錯誤的得到負面評價。在某個特殊時代，作家要為他們作品的錯誤受到批判、鬥爭甚至行政處罰。
其次，文學要承載宣傳和闡釋的功能，它要傳播某一時代認為正確的價值，是意識形態的圖像和符號的闡釋。在某些時候，它甚至被要求有戰鬥力和殺傷力，為某一個階級和某種政治鬥爭服務，它的作用是衝鋒陷陣的號角和投向敵人的匕首。在意識形態改變之後，文學被要求為新的價值服務，批判舊的價值。這就是所謂“傷痕文學”的功能。正因為如此，我不願意聽到有人把《黃金時代》叫做“知青文學”，覺得完全文不對題。
再次，文學要提升人的靈魂，它要負責把壞人教育成好人，使壞人看了幡然悔悟，從此洗心革面；使好人看了備受鼓舞，更加意氣風發。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前輩在讀了王小波的《黃金時代》之後説：沒有感覺到這本書能夠提升人的靈魂。王小波為這一評價相當鬱悶，耿耿於懷，不然不會在一篇雜文中專門提到：我最想做的不是提升別人的靈魂，而是提升自己的靈魂。
王小波的文學與上述一切毫無關係。如果説王朔的文學一直以頑童的姿態對既存意識形態極盡挑戰、挖苦和揶揄之能事，王小波則是對它完全不搭理，好像它根本就不存在。不管有意還是無意，在王小波心目中，這個體系等於零，是無，是不存在。所以孫郁先生説：王小波是中國文學的一個異數。像這個地球上各個角落的自由寫作者一樣，王小波的目標非常質樸，那就是創造出一點點美，一點點無中生有的美。他的文學既沒有政治功能，也沒有商業目的，甚至沒有一般的娛樂功能，是純到不能再純的純文學。當然，在他的寫作中，時代和現實社會是他的人物和故事的背景，但也僅僅是背景而已，既不是他的批評對象，更不是他小説的主題。
王小波與當代中國文學主流價值觀的游離是官方評價對他的文學保持沉默的原因：一個既存的評價體系只能根據用慣的標準來評價好壞，給予褒貶；對於一個完全游離于這個評價體系之外的東西就只能是狗咬刺猬，無從下嘴了。
儘管官方評價一直保持沉默，讀者和認真的寫作者卻不是這樣。前者從十五年來各種版本的王小波作品選本層出不窮，盜版書也狂賣不止，可以得到證明；後者有馮唐的文章為證：他第一次讀到王小波是在廁所便秘的時候，發現的快樂使他差點像阿基米德一樣光屁股跑上街。他發現的是什麼？他從王小波的文學發現：原來小説可以這樣寫。他稱王小波是現代漢語文學一個“好得不得了的開始”，所謂“開始”是一個極為嚴重的判斷：在“開始”之前是一片虛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