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軍在盧溝橋回龍廟附近進行挑釁性的軍事演習，隨後，炮轟宛平城。中國守軍奮起抵抗，全國抗日戰爭從此開始。

　　一個自尊、自立、自強的民族，才有遠大而美好的未來。

　　歲月的車輪，駛入充滿新的期冀和熱望的2015年。201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一個偉大歷史事件，總是給人以深邃而久遠的啟悟。從某種意義而言，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最大勝利，是中華民族的覺醒。正如習近平主席所深刻指出的：“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進行的一系列抗爭，就是中華民族覺醒的歷史進程，就是中華民族精神昇華的歷史進程。這種民族覺醒和民族精神昇華，在抗日戰爭時期達到了全新的高度……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決定因素。”

　　抗日戰爭的硝煙雖已散去，但戰爭喚起的偉大民族覺醒、形成的偉大抗戰精神，仍然是激勵我們戰勝前進道路上各種困難和挑戰、實現強國強軍夢想的不竭精神動力。

　　民族覺醒與民族恥辱

　　——“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

　　北京盧溝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前，屹立著一座4.5米高的巨型雕塑《醒獅》。這是一種意象，一個標識，象徵著四億五千萬同胞在抗日戰爭中的空前覺醒。

　　民族覺醒，是指近代中華民族為爭取獨立、自主、富強、進步而進行的思想啟蒙和精神發動的過程，體現了中華民族在歷史征程中改變前途命運的新追求、選擇前進道路的新定向、煥發生命活力的新躍升。

　　“朝曦入牖來，鳥喚昏不醒”。十八世紀後半葉西方工業革命的馬達轟鳴，沒有驚醒東方大清帝國“天朝上國”的迷夢。

　　近代中華民族的覺醒，是伴隨著帝國主義的不斷侵略、中國人民的不斷抗爭，在昏昏沉沉、懵懵懂懂中睜開雙眼的。

　　1840年，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轟開了古老中國的大門。鴉片戰爭雖然失敗了，但當時的中國人並沒有意識到真正的危機。因為大清輸給的是西方強國，即使割讓土地，也是邊緣不毛之地。個別有遠見的先進分子如鄭觀應向酣睡的國人發出“危言”警示，但不得不表白時處“盛世”，因而把自己的著作定為《盛世危言》，對“天朝上國”仍不乏自信。

　　自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列強一再欺侮中國，民族災難深重，人民饑寒交迫。時代呼喚東方“睡獅”醒來。

　　“吾國四千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臺灣、償二百兆始也”。1894年甲午戰爭的慘敗， 給中國人民帶來前所未有的恥辱，也促成了中華民族前所未有的覺醒。“泱泱大國”居然敗于一向被中國看不起的“蕞爾倭奴”，而且賠款數額巨大，割出的是整塊省區，並由此開啟了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狂潮。亡國滅種的危險，像一個令人戰栗的陰影，籠罩在愛國者的心頭。

　　中國面臨的不是強與弱，而是更嚴峻的存與亡的問題了。

　　《馬關條約》簽訂不久的1895年5月，嚴復在天津《直報》上發表了轟動一時的《救亡決論》，第一次響亮地喊出了“救亡”的口號。這是中國近代發展史上一個有著標誌性意義的變化。

　　如果説，鴉片戰爭是民族覺醒的啟蒙發軔，甲午戰爭是民族覺醒的重大轉折，抗日戰爭則是民族覺醒的總爆發。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悍然發動了“九一八事變”，迅即強佔了中國的東北全境。東北各族人民面臨的是被奴役的共同命運，而南京國民政府卻實行“不抵抗”政策，並荒唐地提出“彼有強權，我有公理”，“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社會干預”。

　　當時駐國際聯盟的中國代表顧維鈞曾有悲痛的回憶：當他向各國代表逐個求援時，得到的最令其無地自容的回答是：“你們自己都不抵抗，怎麼能期望別人代勞？”

　　在強權和實力主導國際舞臺的狀態下，中國在反侵略時只有自己表現出意志和力量，才有可能爭得尊嚴，否則自己的命運只能掌握在他人手中。從李鴻章甲午之戰“以夷制夷”的失敗，到南京政府乞求國聯干預落空，都證明了這一點。

　　日本的侵華野心並不因南京政府的妥協退讓而有所收斂，反而益發膨脹起來。

　　1932年，日本為侵略上海發動“一二八事變”，燃起了廣大民眾與愛國人士的反抗烈焰。

　　1935年，日本製造所謂“華北五省自治運動”，激起了“一二九運動”的愛國救亡熱潮。

　　1937年，日本又蓄意製造“七七事變”，挑起了全面侵華戰爭。盧溝橋畔的槍炮聲，徹底喚醒了沉睡已久的東方“睡獅”。

　　“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在中國共産黨倡導建立的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國人民義無反顧投身到抗擊日寇的洪流之中，中華大地到處燃起了抗日烽火。

　　殷憂啟聖，多難興邦。回顧百年來的歷史可以看出，中華民族的覺醒，是以近代百年的屈辱史換來的，是被列強一“棒”一“棒”打出來的。儘管民族意識的覺醒艱難曲折，但經過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而逐步深化。

　　歷史的曙光，常常在最黑暗時閃現。民族心理學認為，當一個民族遭受外敵入侵時，其民眾心理就會發生急劇的變化。民族情感的喚起、民族態度的變革，就是這種民族心理變化的體現。日本軍國主義的野蠻入侵，帶給中國人的不只是深重的災難，更是一種精神上的強擊，成為中華民族覺醒的催化劑。只有到了抗日戰爭，中華民族覺醒最終得到集體呈現並引發質的飛躍，演繹出同仇敵愾、共禦外侮的壯闊歷史場景。

　　正如朱自清在《這一天》一文中所寫的：“東亞病夫居然奮起了，睡獅果然醒了。從前只是一塊沃土，一大盤散沙的死中國，現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國了！”

　　從“死中國”到“活中國”，這確乎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變化。